当母亲还是个清秀的小女孩儿时，大家都吃公共食堂。
    那肚子真叫饿呀，母亲说，小孩子每餐一两米的“三蒸饭”（将米加水反复的蒸三次，每粒米便膨胀得像爆米花），看起来一大钵，丁点儿不留的吃下去，只片刻功夫，又是腹中空空，咕咕咕，咕咕咕，吵得人四肢无力，头昏眼花，看到个石头都恨不得塞进嘴去。于是，千方百计找点儿东西填填肚子，成了那会儿大人小孩最大的人生目标。
    那时，外公担任公共食堂的会计，有时利用职权之便，冒着被撤职然后在群众大会上批斗打倒的危险，偷偷从食堂仓库抓一把两把大米，藏在衣角裤缝里带回来，一家人睡到半夜后悄悄摸黑起床，在火炉上架个瓦罐（铁锅都炼钢用了）熬半锅清清的稀饭，母亲兄妹三个及外婆一人一碗，热热的喝下去后，再将碗绕着圈的舔个干干净净，咂咂嘴巴，回到床上一觉睡到大天亮，那滋味，啧啧啧！
    毕竟这样幸运的机会极少，可遇不可求，绝大部分时候，要想弄点额外的东西应付饥饿的肚子，便只能靠各人的智慧了。母亲生性伶俐，耳聪目明，总能找得到些吃的东西：田边山野的荆棘从中，她寻得出不少草根浆果毛栗子；翻过无数遍的红薯地，她总挖得到几条未长成形的红薯根；石桥路边的板栗树下，她几下便从落满一地的毛刺刺的空壳中扒拉出一两粒板栗，刺伤了手也在所不惜……分一点儿给哥哥妹妹，兄妹仨叽叽喳喳吃得津津有味，快活如神仙。
    当实在什么也找不到，肚子又饿得慌时，怎么办？“我也做过几回贼哩，”母亲羞涩的说，“不过幸亏没被捉住埃过打，那时打人和挨打都是没法子。”
    有几回偷摘了人家几条黄瓜，被主人哭哭啼啼淋漓尽致一通敞骂，从中午直到天黑。虽然主人并不知道是谁干的，骂得也没有具体对象，但自己知道，听到恶毒的咒骂心里一样的难受。还有一回，食堂里宰了一头老得拉不动犁的水牛，扒了皮剖开了肚子，整个的挂在一架支在墙壁的木梯上，屠户前前后后忙着清理牛下水，母亲好奇的来回观看，不时摸摸深红的牛肉——温热柔软，手感好极了！母亲咽咽口水，突然灵机一动，飞快的跑回家，拿了外公的剃头刀藏在裤袋里，又飞快的跑回，看准时机割了一小块肉。也许人小不打眼，也许屠户怎么也料不到细妹子会有如此胆量和手段，居然没发现！回家偷了点儿盐和水煮了，呲牙咧嘴的撕成小块塞进口里，嚼也嚼不烂，吞也吞不下，直打噎，不过到底是肉，就是香！
    ……
    这样的艰难日子并没有影响母亲渐渐长成一个亭亭玉立的大姑娘，20岁不到，母亲由外婆作主嫁到了30里外的我们彭家，成了小媳妇儿。由于她漂亮利索，能说会道又有高小文化，半年后便当了大队的妇女主任（呵呵，大小也算干部哩）。今天组织文艺宣传队排演节目，明天去各村子巡回表演；再过一向又去韶山或岳阳君山参观学习，忙得不亦乐乎。
    漂亮的女人总是爱修饰自己的，尽管那是个物质无比匮乏的时代。据说那时的母亲挺摩登，“时装”也不少，颜色一例是蓝、灰，也有酱色（褐色）的，的确卡或灯芯绒面料，裁剪也独具特色：衣身通通的大而短，一字领，中间一溜四个大扣子，有些我小时候还穿过呢。我见过母亲那时候的一张照片，几个姑娘媳妇儿，整整齐齐排成行，都梳着两根小辫，倔头倔脑的垂至双肩；一式的着装，上衣左胸处别着个毛主席像章，右手拿本书——毛主席语录，紧紧儿贴在心窝上，个个脸上庄严肃穆——这是那时最时髦最完美的打扮，母亲自然是其中模样最周正的一个。这张被母亲宝贝一样珍藏着的照片，我是见一回笑一回，笑痛了肚子，直到母亲面有怒色。（哪里仅仅是照片，那是她美好的青春岁月！）
    最让母亲得意她也说得最多的莫过于上台独唱。那时每天早饭前大家都要集合起来跳“忠字舞”，由队长喊口令；生产队大队公社各种集会很多，会前都习惯来几个文艺节目，母亲的独唱是最受欢迎的，几乎每会必唱。主持人精精神神往台上一站，大喊一声：“同志们——”会场登时安静。主持接着喊：“欢迎×××唱一个怎么样？”齐呼：“要得！”唱完一曲，主持又迈开大步上前喊：“唱得好不好？”台下一声：“好！”“唱得妙不妙？”台下又一声：“妙！”“再来一个要不要？”台下应声如雷：“要——”
    谈笑声、鼓掌声、蹦跳声，汇成一片欢乐的海洋！
    ……
    岁月无情地改变了母亲的形象：头发花白，当年美丽的双眼皮松弛耷拉下来成了单的，清亮的大眼睛变成了浑浊的小眼睛；身子发福臃肿，说话也有些颠三倒四，走路竟然有些蹒跚起来——唉，母亲真的老啦！可每每说起这些往事，老人家便滔滔不绝，粗的细的皱 纹里齐齐泛出幸福的光彩，末了悠悠的作总结：“那时吃得没现在好，穿得也没现在好，过得可真叫快活哩！”一副心驰神往的样子，甚至忍不住哼唱几句：“麦苗儿青来菜花儿红，毛主席来到咱们农庄……”
    声音有些苍老，普通话也惹人发笑，可曲调依旧欢畅甜美。透过母亲的微笑，我依稀看见了年青的母亲：梳着两根垂肩的小辫，笑靥如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