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少奇诞辰观《共和国主席刘少奇》  

中国的现实在中国，中国的历史在剑桥。这已是公认的事实了，尤其是中国的近当代史。当中国的历史学者捧着厚厚的剑桥史研究本土历史时，毫无疑义的，这是一个彻底的悲哀。

因而，要获得真实的原始史料，寄希望于官方的记实性文献是不太现实的。在纪念刘少奇诞辰之际，大型记录片《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也未能例外，在某些关键情节上的避而不谈或草草带过以及四平八稳的官方立场，使得对历史真相的再现仅仅是管窥蠡测。

然而，作为记录片，其真实的画面又具有其它故事片所无法取代的作用。或许透过被选萃剪辑的镜头，并不能看到真正本质的东西，但刘少奇在若干年以前实实在在所经历的片段，却给人们进行某种合理推测提供了最有用的基础材料依据。

刘少奇，这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年仅二十七岁就当选为全国总工会委员长。1958年，毛泽东贸然发动“大跃进”，导致国民经济迅速滑坡，已连任多届的毛被迫辞去国家主席的职务。刘少奇几近以全票（董必武一票）当选为国家主席。恢复经济的重任在肩，使刘少奇深切感受到“受命于危难之间”的惶恐和压力。

1961，是刘少奇“渴望真话”的一年。在那个“人哄地皮，地哄肚皮”的年代，想获得真话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刘少奇只有深入农村的最基层，以掌握农业方面真实的第一手材料。在家乡考察时，他问一个挖野菜的少女：“家里还有粮食么？”少女熟练地回答：“我们的粮食多得吃不完。”刘又问：“既然有粮吃，为什么还挖野菜？”少女答：“顿顿吃米，腻了，想换换口味。”

通过与乡亲们长时间的同吃同寝，刘少奇了解到了在底层百姓看来不过是普通常识的基本状况：农民生活已经处于一个极其贫困的境地。这是一个明白无误的事实，但许多中央高层领导仍蒙在鼓里，在浮夸风的吹拂下，一心以为民逢盛世人间太平。清醒的刘少奇提出了纠“左”倾的方针，力图把经济工作拉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来。

1959年后，经济状况有所好转，并逐步走上正轨，这充分证明了刘少奇的领导才能和正确方向。1963年，他再次当选为国家主席，然而，由于与中国最大的权威毛泽东在思想上的分歧，他的命运开始发生根本性的转折。先是夫人王光美受到政治批斗及人格侮辱，紧接着矛头指向了刘少奇。在“四人帮”的煽动下和毛泽东的默许中，全国掀起反刘狂潮，百万人在天安门召开“揪刘大会”，要把“工贼、叛徒、内奸”刘少奇逐出中南海。

历史记载和口头传说都有可能是虚假的，但摄影机镜头所录下的场面却是忠实的：堂堂的国家主席刘少奇耷拉着脑袋，头发凌乱，四周一群人围着他，手指乱戳。刘少奇愤怒地说：“我是国家主席，要罢免我也由全国人大决定，谁也没权利侮辱我的人格。”“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然而，面对愚昧、疯狂的人群，刘少奇的人格、国家的宪章、“主席的尊严”显得那么的渺小、微弱。 

此后不久，刘少奇蒙受了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最大的耻辱——被永远地开除党籍。1969年，刘少奇含冤而逝。他是死不瞑目的，他曾经的并肩战友和亲密伙伴亲手酿就了共和国第一大冤案。戎马一生的刘少奇，劳苦功高的开国元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主席，其死亡登记表上如是写着——姓名：刘卫黄；职业：无业。

 刘少奇在被拘禁的期间，忍受了比起下等囚徒来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凌辱。他去打饭，由于身体虚弱，三十公尺的路走了五十分钟。食堂人员在把饭菜打给他之前，要先喊一阵口号：“打到刘少奇！”；医生给他打针，先念叨：“打倒你这个卖国贼！”护士用针头乱扎，骂道：“扎死你这个中国的赫鲁晓夫！”（见美国R·特里尔《毛泽东传》）。

更为荒谬的是，《人民日报》发表了系列批判刘少奇名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文章；《〈修养〉的要害是否定无产阶级专政》一文，在一次重要的国家会议上得以几近全票通过。

毛泽东死后，邓小平、叶剑英摧毁了“四人帮”。影片中，审判庭上的江青背着双手，走上被告席，把手按在栅栏上，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左右两个干警毫不客气地给扭住她的双手，戴上了手铐。为刘少奇平反昭雪后，邓小平握着王光美的手，说了六个字：“是好事，是胜利。”刘少奇的骨灰像恩格斯一样洒向了大海……

刘少奇冤案的根源，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和毛泽东的分歧和隔阂。“大跃进”后，毛泽东感到无法扭转国民经济败落的局面，辞去了主席职务，而刘少奇上任伊始便显示出非凡的魄力，并纠正“大跃进”的错误，这是对毛的权威的挑战。毛泽东没有深入调查，听信片面的成绩汇报：《人民日报》头版头条登出“天下第一田，亩产三万斤”的新闻；农村大兴炼钢，在“赶美超英”的豪言壮语中引吭高歌；一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又传来：“共产主义就要到了。”种种虚假的表象使毛泽东在意识到经济滑坡的同时，又矛盾地认为成绩仍然是主要的。

而刘少奇却说，工作失误的原因很大程度上归结于人祸。他提出不能以“成绩是九个手指头，失误是一个手指头”作为公式来衡量所有情况，他认为应该是“七分成绩，三分错误”，错误中又是由“三分天灾，七分人祸”造成的，他明确地指出不能一味把责任推卸给客观条件，而在于领导人本身的错误，人们盲目响应号召。显然，所有这些论断都是毛泽东所无法接受和容忍的。

在“七千人大会”中，毛泽东象征性地作了自我批评，并为史书留下了一句经典的幽默台词：“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菜一稀，大家满意。”在《共和国主席刘少奇》中有一个细节：毛在主席台上说话时爽朗大笑，但掉转头时，正好和刘的目光对视，便笑容顿敛，似有不满和敌意——这一细节并非笔者的妄加臆测——从中不难看出，刘毛之间的隔阂已显山露水。

刘、毛矛盾激化是在1964年12月15日至1965年1月14日一个多月的会议中，刘认为社会的主要矛盾是“四清和四不清的矛盾”，其性质是“人民内部与敌我矛盾交织在一起”；毛则认为，不可能有那么多的“交叉矛盾”，要狠抓“敌我矛盾”，重点是“整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四不清”干部也是敌人。

显然，毛泽东的观点是极端错误的，而他的矛头也隐隐指向了刘少奇。毛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在此后几天，包括他的生日宴会上，都对刘表现出极大的不满。刘不敢和他争辩，因为毛在民众中的感召力，决定了无论他在位与否，都必定是中国的至高领袖。毛点谁的名，谁就得倒下。

在一次会议前，邓小平认为会议不重要，说毛身体不好，可不参加。毛却一手拿宪法，一手拿党章，来找刘少奇“兴师问罪”。“一个不叫我开会（指邓小平），一个不叫我讲话（指刘少奇）。为什么剥夺我的权利？”（见R·特里尔的《毛泽东传》）。

1966年八届十一届全会上，毛泽东发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炮打司令员部》，明确指出刘邓是“资产阶级当权派”，刘的排名由第二位降至第八，而林彪由第六位升为第二，在庆典上刘的车子排到了第三的位置。

此后，林彪、江青、康生大肆诬蔑、陷害、攻击、侮辱刘少奇和他的家人，充当了刘少奇冤案的直接制造者。而这一切，都是在毛泽东的默许乃至纵容下得以变本加厉的。

但是，时间是最公正的审判官，它终将还忠良和奸佞以真实的面目。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丰功伟绩终归要得到子孙后代的承认。刘少奇又是死而瞑目的，面对横行的野兽，当道的豺狼，他以他的远见预知着未来——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