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众神狂欢的年代，去要求其中一个微小的个体做某种完美的超越，或许是一种苛求，去收拢某位已逝的前人的人性缺陷，或许是一种不敬，然而，郭沫若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悲剧。

     1998年刚进大学的时候，有一次去号称藏书上百万的学校图书馆，在一个角落里信手翻到了郭沫若的《李白与杜甫》。书已经很旧了，掉了封面，用黄色的包装纸装裱了。一翻出版记录，人民出版社1971年出版的，堪称图书馆的“老古董”了。我以前听过书名，略知其事而知之不详，隐约记得湖南师大的田中阳教授曾称其为郭老“一生的悔恨”，大概也是出于一种猎奇的心理，便把书借了出来。
    我个人对李白与杜甫的喜好取舍，是随着年龄和心态而变幻的。小学及至初中时，一身书生意气，昂扬激越，因而爱读李白，无论是“天生我材必有用”的豪迈，还是“仍怜故乡水,万里送行舟”的悱恻，都颇令人心动。待到初涉沧桑，开始有些老气横秋时，又爱读沉郁顿挫的杜甫，觉得“风急天高猿啸哀”的萧瑟，“戎马关山北，凭轩涕泗流”的悲凄，也同样让人感慨万千。而从大学到现在，就变得中庸了，学李白的诗歌就读李白，学杜甫的诗歌则读杜甫。但即便如此，我也只去想过他们诗的意境是否感人，语言是否酣畅，诗味是否浓郁，而从未去关注他们的家庭出身归于何种成分，政治面貌分属哪个阶级，人际关系体现什么本质。
    然而，《李白与杜甫》却开拓了这样一种堪称史无前例的学术研究方式。
    在《李白与杜甫》的扉页上写着三句“毛泽东语录”（现在我只记得第一句了）：“在阶级社会中，每个人都在一定的阶级地位中生活，各种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
    就是着几句充满火药味的“语录”，成了全书理论的基础和依据，在此之上“扬李抑杜”的倾向便应运而生。通过郭老大量的考据取证，全书给予了李、杜一个总的定位：李白是“人民诗人”，而杜甫是“站在地主阶级的立场，统治阶级的立场，而为地主阶级与统治阶级服务的”。
    于是郭老进行了一系列的对比。李白有诗云：“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杜甫有诗云：“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在平常浅陋之辈看来，两者并无多大区别，而郭老却有一段新颖的分析：“李白是要为‘寒者’（请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烧，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杜甫是在思家流泪……，杜甫在这首诗里面，完全沉没在个人的感情里，和李白的‘动机目的’显然形成了为己为人的对立……”
    李白与杜甫皆好酒，但在郭老眼里，其本质同样有区别。在研究过程中，郭老发现：“……旧时的乡村酒店，爱在灯笼或酒帘上写出‘太白世家’或‘太白遗风’等字样，这是对李白的自发性的纪念。杜甫也同样好酒，但没有看见过，也没有听说过，任何地方的酒打出过‘少陵世家’或‘少陵遗风’的招牌……”从这些表象出发，郭老认为：李白嗜酒是“豪放”，“自称臣是酒中仙”是对“权贵的蔑视”；杜甫狂饮则是贪酒如命，“饮酣视八级，俗物多茫茫”是“飞扬跋扈”。
    一个人的政治经历、言论举止都能在一定程度，从某一方面反映出人的思想与品质，乃至从一些生活琐事也能窥其一斑。郭老一定是深为同意这一观点的。为此，郭老搜集了杜甫许多琐碎的生平资料，努力从中去发掘潜在的研究素材。对杜甫的为官经历，郭老认为，“杜甫勤于做诗投赠，求人荐举……他曾经任为河西尉，没有接受；继改任右卫率胄曹参军，他便接受了……表明着杜甫的挑肥拣瘦，想做大官而不愿做小官。”他还认为杜甫“虚荣心惊人”，“他把糙米散些给老农“，也只是一种“假仁义”而已。
    谈到杜甫的名作《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郭老先对唐代的茅屋进行了考证：屋顶上一层茅的是贫农，二层茅的是中农，三层茅的是地主。郭老分析说，杜甫的茅屋顶有三重茅草，足有一尺厚，“这样的茅屋是东暖夏凉的，有时候比起瓦房来还要讲究。”聪明一世的郭老居然糊涂得把中学生都知道的确数与概数等而视之，混为一谈。可怜垂垂老矣的杜甫，也幸而只写了“三重”，要是多写几重，则罪莫大焉！
    杜甫有一句名诗——“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对此郭老也自有他的一番解释，他认为，杜甫是“苦费心思”，“为了能写出好的诗句，连命都不要，这还不苦吗？”
    诸如此类的论述，在《李白与杜甫》中比比皆是。然而，郭老却处处以一个史学权威的身份和架势引经据典，对史学研究中存在的一些“错误”的理论和观点进行批驳、纠正。他认为陈寅恪对历史“不加深究，以讹传讹……他的疏忽与武断，真是惊人”。作为“马克思主义历史学”权威的郭沫若与作为“资产阶级历史学”权威的陈寅恪在中国史学中是有其相对确定的学术地位的，但这种地位又是随着政治与时代的变迁而起落跌宕的。近几年来，陈寅恪《论再生缘》的重现光彩，《柳如是别传》的洛阳纸贵，大致是能说明这种嬗变的总体趋向的。当年那位高唱“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铁骨铮铮，傲骨嶙峋的陈寅恪，如今已成为相当一部分中国学人的精神导师。
    在生命的最后20年中备受摧残、侮辱、攻讦的陈寅恪，对于自身的评价和对于未来的预见，是自信不渝的。在回复郭沫若邀他进京时，他说过的一席话足见一斑：他自比“韩碑”，称郭为“段碑”——唐宪宗时，皇帝命韩愈为平叛淮西镇作《平淮西碑》，韩据实撰文，触怒龙颜，其碑遭禁毁。唐宪宗又命学士段文昌重写，段按朝廷旨意写成碑文。在朝野，段碑被奉为正统，“韩碑”，被视为异端，而在历史中后者却得以流传。
    《李白与杜甫》是学术论著中难得的能够人以一口气读完的有阅读快感的作品，然而，过后心里不由又有某种类似于心惊肉跳的感觉。很难想象，那些唯心、武断而又幼稚的近乎弱智的观点会出自郭老之口。学术玩到这个份上，无疑是一种自甘堕落与自我阉割。从此以后，我在拜读郭老的其它作品尤其是后期作品时，心中总有一种类似“一朝被蛇咬，三年怕井绳”的心有余悸之感。
    文学与政治一定程度，一定方式的联结是一条一般性的道路，作家对政治的适度顺应是一种方向的定位。如果说沈从文“文艺高于政治、文艺家高于政治家”的观点意味着与政治的脱离而必然遭到禁锢与戕害，那么郭沫若则在“朵朵葵花向太阳”的颂歌中看着自己的文学生命逐渐枯萎衰亡，他后期的作品也仅能说是认知率很高的“名作”，而称不上真正意义上的“佳作”。比如《屈原》，被人称作是一场声嘶力竭的政治呐喊，似乎并不为过。
    当唯一的红太阳横空当世时，在中国学界便出现了一条泾渭分明的分水岭：他们有的像孤独的行者，“荷戟独彷徨”；有的则像趋光的飞蛾，成为政治重压下的侏儒，郭沫若便在政治狂潮中身不由己地加入了后者的行列。邓小平《在郭沫若同志追悼会上的悼词》中说，郭沫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的“一面光辉的旗帜”，也正因为如此，诚如某些研究者所指出的，“郭沫若的错误总是和党的错误，毛泽东的错误交织在一起的。”
    一直以来,鲁迅和郭沫若被称为"中国文化战线上两面光辉的旗帜"。然而，不管学者们如何地去煞费心思地去寻找他们的共通之处，把鲁迅郭沫若化或者把郭沫若鲁迅化，有一点是不容置疑的：这两面“旗帜”并非是遥相呼应、互相唱和的，相反的，他们之间的论争和分歧是由来已久的。1927年，郭沫若曾以“杜荃”的笔名不遗余力地发起了针对鲁迅的口诛笔伐，其中有一个经典的论断：“他（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资本主义对于社会主义是反革命，封建余孽对于社会主义是二重的反革命。鲁迅是二重性的反革命……他是一个不得志的Fascist（法西斯蒂）！”然后，颇具戏剧性和讽刺意味的是，抵达延安的郭沫若成为了鲁迅文学院的骨干教师，继而成为党内公认的鲁迅的继承者。与前一论断大相径庭的另一经典论断是郭沫若在解放后一次文坛集会上的慷慨陈词：“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无一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
    十年浩劫中，无数的文化精英蒙冤受难，而郭沫若可谓全身而退。早在1966年春，阴霾中的中国刚有一丝风吹草动时，郭便在《人民日报》上作了自我批评式的发言，声称自己没有把毛泽东思想学好，没有把自己改造好，自己以前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把他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云云。郭老早期以激情热血追求真理自由的成果，就这样被替换成了政治的筹码与生存的基数。而自始至终，郭老都是文革最热心的支持者之一。
    众所周知，郭老生平有一喜好，便是兴致来时和诗作词，他与毛泽东等人的一些应和之作至今人们仍耳熟能详。1976年10月21日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作的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在当时可谓脍炙人口：“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扫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梁。 野心大，阴谋毒，诡计狂。真是罪该万死，迫害红太阳，接班人是俊杰，遗志继承果断，功绩何辉煌，拥护华主席，拥护党中央。”对人民胜利的欢欣，对四人帮的痛恨之情溢于字里行间。然而，鲜为人知的是，在文革期间郭老也曾为“四人帮”写过赞美诗：“亲爱的江青同志 /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 你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 你在文艺战线上冲锋陷阵 / 使中国舞台也充满了英雄形象。”前后态度转变之快，爱憎之分明令人不得不叹为观止。
    不妨再摘录一些郭老的名句:“在今天我们有两个太阳同时出现／一个在头上，一个是在天安门前”（《歌颂群英大会》）；“难怪阳光是加倍地明亮／机内机外有着两个太阳”（《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毛主席啊，你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祝愿你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万寿无疆”；“走资派／奋螳臂／邓小平／妄图倒退／奈“翻紧不得人心”（《水调歌头·庆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全国学大寨，大寨学全国。人是千里人，乐以天下乐。狼窝变良田，凶岁夺大熟。红旗毛泽东，红遍天一角”《颂大寨》）……这一类型的文字,构成了郭老后期文学创作的主流意识。
    作为新文学运动的一员健将，郭老的言论对建国后党的文艺方向的影响是不言而喻的。《斥反动文艺》堪称郭老文艺理论的战斗大文，而其中一些错误论断的阴影从此便一直笼罩着文坛。文中说：“什么是黑？人们在这一色下最好请想到鸦片，而我所想举以为代表的，便是大公报的萧乾。”先前活跃在文坛的萧乾由此便走向了挨批挨斗的厄运。
    文中又说：“特别是沈从文，他一直是有意识地作为反动派而活动着。……在抗战后期作家们正加强团结，争取民主的时候，他又喊出‘反对作家从政’。今天人民正‘用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也是凤凰毁灭自己，从火里再生的时候，他又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面孔，谥之为‘民族自杀悲剧’,把全中国的爱国学生斥为‘比醉人酒徒还难招架的大群中小孩儿心性的十万道童……’”此文由北大学生以大字报形式披露后，来自四面八方的压力与批判使沈从文无力招架，而萌生了自杀念头，幸而丁玲与何其芳前往看望，给予了他新生的信心。后期的沈从文放弃了文学创作，从事古代服装研究。郭老的这些观点，如果仅仅是出于个人文学信仰的分歧，自然无可厚非，然而事实上，纵观郭老早期的文艺观和性格中的激进成分，不难看出他在政治约束下的身不由己与言不由衷。
    沈从文认为，文艺可作为一个国家、民族或一个人的生命“指南”与“经典”。不可“堕落”为政治家的实用“工具”与“手段”。郭沫若作为一个天才的作家、诗人、学者，他在文学、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等任一领域所取得的成就，都令大多数中国学人难以望其项背，然而，由于他与政治的过分缠绵，他辛苦构筑的理想与信念的大厦也随之倾颓瓦解了。在那个精神休克，人格沦丧，尊严消泯并具有普遍性的年代里，他只能在政治的重压、权力的夹缝中苦苦挣扎，延口残喘。后期的郭沫若身上，再也找不到青年郭沫若狂放不羁，意气风发，恣肆汪洋的风采。他获得了一些，却失去了更多，而且他所获得的暂时性和所失去的永久性在时间与历史的陶洗中已逐渐隐现，而日趋分明。因此，他的一生也蒙上了一层浓厚的悲剧色彩。
    而郭沫若的悲剧，不仅仅是一个个体的悲剧，更是一个时代的悲剧，一个国家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