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人看诗时，眼睛大多是白多黑少的。诗是一种古怪、异样、另类的东西，因而在中国艺术中“遭受误解、争夺 、摧残、攻击最为卓著（张同道语）”。所谓的“诗人气质”，其实是一种欲盖弥彰的讳饰，好比人们称妓女娼妇为风尘女子一般，潜台词中隐示着的是一种嘲讽与讥刺。      　　读大学时，校园内有条长长的木兰路，路中央摆着一块用来抄写诗歌的黑板，一群诗歌爱好者在每个夜晚抄上自己喜爱的诗歌，在次日的清晨抬出来。这就是所谓的“木兰诗行”。黑板上面常常痰迹斑斑。正是那几口痰，仿佛要淹没上面的几行短句，乃至整个诗歌。长期以来，诗歌被认作为报刊上富丽堂皇的装饰摆设，骗取少女爱情的奇巧淫技与通向文学殿堂的终南捷径。世人与诗人之间的鸿沟，甚至可以容纳诗歌本身的高度。          这种处境是诗歌本身造成的。而可以肯定的是，诗在某种程度上的晦涩，又加剧了这种处境的深化。          二十世纪的诗歌是一个语言陌生化、意象朦胧化的过程。它与人们对语言、思想审美需求的发展是同向进行的，但在这一衍变过程中，诗歌的艰涩古奥趋势与人的欣赏鉴别能力的蜗行速度所形成的矛盾又是时时隐现的。          朦胧诗的出现无疑是一枚重型炸弹，炸得整个诗坛面目全非，也惊动了包括艾青、臧克家在内的诸多诗坛泰斗。艾青说朦胧诗是游戏，是无效劳动；臧克家说朦胧诗是不正之风，是社会主义文艺发展中的一股逆流。而朦胧诗最强劲的一架马车徐敬亚，因为他那篇出名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宣传书”——《崛起的诗群》，被迫在《人民日报》上刊登忏悔文章《牢记社会主义的文艺方向》——或许这便是中国当代诗歌史上一场最荒谬最粗暴的政治干预文学的闹剧。          而真正的诗人永远不会走出诗歌的大门。海子仍然写着“打钟的声音里皇帝在恋爱”的古奥的诗。他孤独而快乐——“诗，要求于人的不是理解，而是对于沉默与迷醉的共同介入”。          只不过，尽管晦涩问题是一个本然问题，它“无法解决也无须解决（洛夫语）”，但是，当语言的晦涩陌生化沦为一种泛滥的技巧时，诗的穷途末路便到了。          汪国真把“迎向你是雾一样的惆怅，背过身是云一样的思念”带入诗坛时，几乎所有的诗评家都跳起来破口大骂，给他扣上一顶“浅薄言志泛滥抒情”的帽子。汪国真曾经是诗坛的一种“现象”，所谓的“现象”只是表象，并不意味着真诗。但真正媚俗的不是汪诗，倒是诸如伊沙炮制的“饿死诗人”的喧哗与哄闹以及玩弄“后学”、“后后学”的故作高深。      　　汪国真也有好诗，海子也有臭诗。这是萝卜白菜各有所爱的道理。好比看电视，乳臭孩童看卡通动画，少男少女看男欢女爱，老头老太看沧海桑田，不过是因为小孩好奇，青年怀春，老人恋旧而已。指责他人的阅读方向，是酸溜溜的，也有点法西斯主义。      　　从这个角度与意义看，1999年“盘峰诗会”上所谓的“知识分子派”与“民间派”的纷争不过是一次无聊的吵嘴与骂架。非此即彼不共戴天的站列式概念，占山为王拥兵自重的门户之见，戕害的是整个诗歌。诗歌必须做出难以两全其美的割舍与放弃，如同一个父母离异的孩子，跟爹还是跟娘，二者必居其一。20世纪末的诗坛，“大狗小狗一齐叫”，但不是维护诗歌信仰而是瞎凑热闹。如果要说对诗歌执著虔诚，谁也比不上每天风里来雨里去的“木兰诗行”。          我们应该宽容诗歌。它有太多的伤痕，太多的痛楚。苦难的诗歌造就了海子顾城，也造就了诗人天才的绝望感与无言的撕裂感。甚至连只会浅吟低唱的校园诗人也神经兮兮、忧悒重重的。          我们没有资格奢谈理想信念。理想早已淡化，信念也已稀释。能够求助的唯有语言了。“诗到语言为此”（韩东）；“到语言的路上去” （于坚）；“诗歌：掷向语言的骰子” （莫非）。一首诗的不朽，首先是语言的不朽。通俗也罢，晦涩也罢，爱党爱国也好，写情写欲也好，能在语言的层面上找到一个支点便至少不算坏诗。欧阳江河的“成都的雨，等你到了威尼斯才开始下”，是好诗，西川的“一个没有阴毛的男孩，推门进入你的青春”，也是好诗。

	编辑者:湘滨  编辑时间:2004-02-13 19:02:08  评星者:汤正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