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到八十年代，在传统与现代，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尖锐冲突中，苦苦寻觅的“文化精英”你不得不把目光和心智投向来时路，这恰如佛家弟子面壁思过自省的，既反映了他们探索的勇气，也体现了他们探索中的迷蒙和彷徨。继反思思潮对传统文化的认识进一步理性化，深刻化之后，在大量西方社会思潮和人文思潮的影响下，特别是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巨大成功，中国作家们似乎获得了某种启发，于是纷纷回到民族文化后院里乒乒乓乓地挖掘起来，希望从老祖宗那里获得灵感，甚至挖到宝贝。即便是最终两手空空，一无所获，也似乎冥冥之中得到了安慰：毕竟我们和老祖宗亲近了一次。“寻根”文学正是在这种心态下“你方唱罢我登场的”。   　　寻根文学中最能体现其特色的是以韩少功、阿城、李杭育、五安忆、张承志等为代表的一批小说人的小说创作。寻根小说多表现出对民族和地域文化的偏爱和挖掘，如韩少对楚湘文化、阿城对庄禅文化，李杭育对吴越文化，张承志对中亚革原文化的寻找等。他们试图在民族文化的寻找中运用“当代意识”（事实证明所谓的当代意识只是浮躁和骚动，急功近利的代名词）来进行“观照和穿透”，找出“文化传统与现代人的精神联系”。称“其文运于运去而其旨归于当代，意在将来”。如莫言的《红高梁》“意在文明压抑下张扬元气淋漓的原始生命形态和自然人性，向往一种人的生命和潜能的自然流露所造成的力心和谐的生命形态”。事实上当代人意志力孱弱忆的确是不争的事实，但到底却不是“文明”的压抑，而是物质利益的压制，及由此而致的精神馈之和不能实事永是的浮躁的牵引。“寻根”者们为时人开的药方恐怕不能对号入座。可以推想，他们本身是不是为某种看不见的利益所引诱呢？毋庸置疑，由于人类自身指称的限制，他所见的毕竟有限，世界上成功的文学创作（有可能更优于马尔克的《百年孤独》）失非仅只拉美文学，当然，寻根者们也指出来了，我国的历史境况与之颇为相似，是以模仿之，但是二者之间的差别还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差距之大简直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寻根者们却如获至宝似地刻意模仿，而且是惊人的蹩脚。如扎西达娃，他横移拉美技法，文化背景。《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一开始就把西藏南部的帕布乃冈山区与秘鲁安第斯山脉下的中部高原相提并论，毫无创造性可言。《西藏，隐秘的岁月》所叙述的哲拉山区一个叫廓康的村子，次仁吉姆与达郞西家近乎原始生活的漫长岁月。强烈的宗教意识把他们与现代文明隔绝开来。尽管在近百年间有过外界文明的引诱，甚至有过英国人的造访，但他们只乐于重复祖先的生活方式。这两个家族与《百年孤独》中的布思地亚家族几乎一模一样，过着世代相袭的生活，连每一代人的名字也重复不变，每个女人都叫次仁吉姆。作者不仅在营造神秘气氛。探索民族宗教意识和文化积淀方面，甚至在反映古老文明与现代文明。宗教追求和世俗生活的碰撞、传统的沉重与行进的迟缓等方面无一不表现出惊人的相似性！而这种只有刚学步的小孩才不以为耻的行为居然被同行们予以高度评价。他们自己更是沾沾自喜。这种“创作”和他们自称的义学初衷相距其实是很远的。限于篇幅，其他的不一一列举了。其实，只要对中国文学史略有研究的人就知道，中国的“寻根”文学早在元代就已登台亮像。元朝是一个以蒙古贵族为主统治全国的封建王朝。落后民族对先进民族的征服往往是感性文明对理性文明的破坏。在当时情况下，以关汉卿等为代表的一批汉族文人才子的文学创作就有强烈的寻根倾向，希望回复到元代以往的那种理性文明中去。可以这样说，他们的创作不论在当时，还是置于今天的中国，都是很好的寻根文学文本。如关汉卿的《单刀会》乌鲁肃为了索还荆州，定下计谋，邀关羽过江赴宴，筵间索讨；预计讨还不得之时则以武力扣押；但关公仅凭一把大刀出现在“不是待客筵席，则是个杀人的战场”的宴会上。他气绝交出荆州，喝退伏兵，扶持鲁肃，安然回到江边。作者不仅把关羽当作一个豪迈的历史英雄，更主要反他当作民族英雄来写。关羽在宴会上所表现出来的智勇双全，高昂的民族自豪感及其高度的理性思维充分体现了关汉卿要寻觅的正是遗落在前朝的民族文明之“根”。只是他们当时还未发明“寻根”这个时髦的名词。而八十年代的“寻根”文学则从头至尾都显得暖味非常。他们所要寻觅的最终是什么？有人怀疑是使自己扬名立万的办法，所以一等目的达到便纷纷改头换面摇身一变改换门庭了。至于作为文学流派对于文学史的意义，显然是微不足道的。   　　现在，我们再回到历史中来看看。十九世纪中后期、老迈的封建王朝在列强的宰割中引发了空前的民族救亡运动。四处寻觅的先贤们在一旦明白封建统治是民族衰亡的根源之后，毫不犹豫地举起了反帝反封建的大旗。要打倒封建制度就应先打倒支撑封建制度运行了几千年的思想文化体系。先贤们从口号上看似乎矫枉过正，在全盘否定和全盘肯定中为后来者埋下了武断的借口。而中国共产党领导期间所发生的举世鄣名的“十年浩劫”则又造成了“新”的文化断裂。这样，寻根者们“寻根”的理由就名正言顺了，因为这种间确乎存在所谓“文化断裂带”。阿城就曾明确说过：“五四”运动在社会变革中有着不容否定的进步意义，但它较全面地对民族文化的虚无主义态度，加上中国社会一直动荡不安，使民族文化的断裂延续至今，“文化大革命”更加彻底虚无地把民族文化扫荡了一番，我们甚至连遮羞布差点儿也没有了。①阿城甚至还说是“靠向老乡要剪鞋的书力读了一些”书，以解决读书的困难。②这样似乎更能说明“文革”中文化断裂程度之严重。韩少功也说过类似的观点。他认为这些东西“带来了民族文化的毁灭，和民族自信心的低落”。③   　　其实，“文化断层”这一说法至今已为大多数中国人接受，就今天来说仍是这样。现代中国人历史感普遍缺乏，对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缺乏良好的继承。但是，寻根者们对这种“断裂”的分析缺乏理性的分析和可靠的论证，其观点更只是一家之方。“五四”固然对传统民族文化作了猛烈抨击，但是我们应该知道的是，抨击传统的人本身却无一不是国学大师，像蔡元培、胡适、鲁迅、周作人等。况且他们抨击的绝非民族文化本身，而是宋元以后进一步褪化的文化中的情性分子。他们的言传身教从根本上讲并未动摇传统文化根基，相反，他们为后代继承文化遗产作出了不菲的努力和贡献。“十年浩劫”作为一次文化上的清洗的确造成了一代人对中华敃传统文化的回避，但是传统文化是不是从此之后就变得像寻根者们所描述的那样弱不禁风了呢？历史常常有着某种暗示。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汉儒学勃兴而终，魏晋时代文化高压让文人惶惶不可终日而大放诗文奇芭，后至元明清三代，文字狱一代比一代惨烈，但事实上这三代夫论学术、文学都在继承的基础上大有创新，且口趋理性化。“文革”在对传统文化造成巨大破坏的同时，也更潮起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思念和呼唤。事实上，一俟“文革”结束，传统文化的全面复苏登时顿成燎原之势。“寻根”思潮本身也应是传统民族文化复兴过程中的一个组成部分。可惜，“寻根”者们误导了很多人的视线。让人觉得似乎是在寻根者们寻根之后才向传统文化靠拢的，而且更认为这是文人们更理性地认识传统文化的新开始。恰恰相反，寻根者们扰乱了人们的视线，把人们导向了情感感性的一面，从而阻碍了传统文化向现代化生活渗透的速度。   　　我们再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来设身处地地观察一下：当时国门一开，知识分子旋即边缘化，究其原因何在？是“文化断裂”所造成的吗？非也！毫无疑问，在市场经济大潮中，利益这根几乎可以评判一切的魔鞭让人的自然生命欲望战胜理性。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和由此带来的一连串荣誉，社会地位，有谁还会坚持追求不可触摸的精神人格和深沉的文化感！不少人在嘴上大放光彩的同时却让人格在欲望之诲放任自流任其淹灭。事实上，生存作为存在的第一需要，追求物质享受本不应回避，但是“君子因穷”的文化传统让文人们一个个闭羞谈金钱。明代五阳明就从不提钱字，只称钱为“阿睹物”，然而五阳明是个腰缠万贯的地主，他一方面固然可以大肆宣扬其清高，另一方面却免不了日进千金，花天酒地。今天，知识分子在真正“固穷”的情形下，还要嘴硬似乎没有道理。在以金钱为评判标准的社会里，知识分子边缘化自在意料之中。当然，这已经是十几年前的事了。现在学者们却使一个接一个扑通跳“下海”也无人小见多怪。但在当时情形下却又别是一番风采。一方面在日渐财粗气大的阔佬面前有一种掩饰不住的自卑，作为社会大众中普通的一员，他必然很自然地渴望投入到他们表面上不以为然的抗争中去，另一方面，作为知识分子又很想板起面孔讲几句“应者云集”的话语。如此一来，他们的声音无力，他们自身被排挤，被流放就在情理之中了。既然自身都被边缘化了，那么到哪里去寻求拯救自身，从而拯救大众的路呢？随之他们当中一部分被当然地“异化”，另外许多人做一日和尚撞一天钟理所当然地推委责任来：一则是大众在传统文化“断裂”后迷失了自我，没有功吏感，更不能成为产生和培育天才的“土壤”，这样，当代文学成就不高就不是“我们这些玩文学”的人的责任了。二则这种既成的文化断裂事实的产生的原因既然可以逗溯以往，那么其责任也就不在我们，要骂就骂“五四”的前辈去，或者骂“文革”。三则既然前两点是既成事实，那么总需要人为之付出努力。如果我们成就甚微（事实也是如此）那即是事出有因了。甚至在推委责任之外，揽一揽“起前代之衰”的功绩。       但是寻根者们的做法并没有他们所想的那么高明。他们的真正动机恰如前文所述的那样令人怀疑。他们要把“文化断裂”缝补起来的作法更让人啼笑皆非。文化作为一种流动的意识化的实践毫无疑问地早已融入民族的血液。曹文轩曾讲：民族文化是一个民族的总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精神准则和基本心态。④除非一个民族遭到整体的毁灭性打击而致使其全部灭亡，即便如此，其文化还会在世界上焀下毛的印迹。否则，主观意愿的文化缝补只是一厢情愿的煽情之举。中华民族文化以黄土为中心的特征更使其具有超然的稳定性。阿城等一系列文化人都曾提到在老乡家里的鞋底样上寻找到知识营养，精神食粮，他们讲这话的目的无非是讲当时难于找到书，从而指出当时的文化饥荒程度，另一目的可能就是要表明自己好学了。但是我们设想一下，连一个寻常老乡家里都有文学名著或学术论文或其他可供人学习的书本，一方面固然说明当时文化破坏的程度，但另一方面也恰恰说明了当时文学（或文明）普及的程度。每一时代人都有他们的选择权，恰如阿城选择看书一样，别人可以选择放弃书。但毫无疑问的是，当时选择看书的人不是少数，而是很多。不然现在流传于世的“鞋底文本”何以如此之多！历经“文革”的许多老教授常说：“正是‘文革’，也只有‘文革’我们才真正懂得抓住分分秒秒地学习，不像现在许多青年人，大好的条件却放弃了”。那么，既然如此，他们苦心经营的“文化缝补”行为是否是多此一举呢？在那个浮躁、瞬息即变，欲新还旧的时间段里似乎也来不及深思了。像中国男子足球一样，既然桑特拉奇成功了，那大家就一哄而上全请“桑尼”，既然魔幻现实主义可以成功，那就请魔幻现实主义来客串。他们以民族文化缝外民族文化裂口的初衷变成了请人打灶两式的笑话。       韩少功1985年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寻根”主义。但是寻根者们寻着寻着，就不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了。韩少功的《爸爸爸》让人对传统文化唯恐避之不及，敬而远之。阿城的《棋五》在展示庄禅文化内核的同时却掩饰不住自己的浮躁，其后的《树五》、《孩子五》更“一代不如一代”。莫言“寻根”不成就扮“先锋”形象乐酷。张承志等更是好不容易寻到一部地方志，就忙着改编故事起来等等。更让“寻根”者尴尬的是他们口称“五四”断裂了文化，却双不自觉地继承了“五四”以来的传统，搞起了“近传统”对“远传统”的反叛。不论题材、语音风格，还是思想者归都如出一辙。就其“寻根”创新程度而言，“寻根”者们恐怕不仅仅是误以为国人不识外语，更忘记了沈从文写的《边城》曾对湘西进行呼唤和歌唱。鲁迅《故乡》、《祝福》、《社戏》曾对传统文化进行批判和对纯朴田园生活的向往。好像他们在中国开创了新的一派：出尔反尔派，模仿抄袭派。只可惜这一派也早就有了。明朝前七子的笑话距今还不远，还有一两人记得。      “寻根”大师们对根的界定和把握也模棱两可。韩少功最先提出根这一概念。但他对“根”的解释并没有被众多的同行们所认同。文学的根到底是什么？是地域之间的风俗民情？是民族的论理道德观念？是民族的性格心理状态？是民族的语音？还是另有所指呢？或者由于中华民族“根”系过于庞大而没有定指？很难回答。他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表明，他们是在寻找民族文化传统中优秀的，精华部分。但他们从不定指或许其中有他说不清的深意或许也是他不可言说的苦衷。       韩少功热衷于湘西楚文化中那明快，富丽的浪漫情调，并以否定传统为趣。李杭育从吴越文化中寻找语言。阿城则陶醉于老庄思想与佛学玄秘。而郑万隆则“企图表现一种生与死，人性与非人性，欲望与机会，爱与性，痛苦和期待以及一种来自自然的神秘力量……企图利用神话，传说、梦幻以及风俗为小说的架构”。⑤很显然，只有在全面复兴汉文化上他们表达了他们的一致性。但这显然是值得怀疑的。既然事实从今天已经明他们并非那种对文学和文化忠贞不渝的恋人或真正从心底下决心来振兴民族文化的孝顺子孙，那他们当初“誓言”和豪迈姿态就很难经受起拷问。他们发起“寻根”运动只是他们证明自己或为自己做桑拿的一种广告。很庆幸他们成功了。如果要从更彻底的意义上来寻求这一说法的论据的话，我们只好去反问“寻根”大师们：在“寻根”之前，你们想把中国文化引向哪？在“寻根”期间你们又要把中国文化引向哪？“寻根”热潮过后，你们又把中国文化引向哪？当我们把一系列人为或无意中遮上的面纱揭开之后便不免要心明如镜了。原来“寻根”大师们是带着一种浮躁的世俗商品经济心理来试图急功近利的。这从他们的小说中可以得知。郑万隆、冯骥才、乌热尔图，甚至贾平凹的商所系列都是把笔力集中在民俗上，翻来覆去地一遍又一遍，宛如机灵的小高贩只须把泥球捏成不同形状，再染上颜色就可以骗到小孩子的押岁钱。这在多大程度上构成对传统文化的追溯呢？恰如别林斯基所说：“研究一个民族的历史和风俗人，只能加强诗人的才能。” ⑦本来这一系列权可当作练笔热身的描绘却被当成立足谋生的资本来喋喋不休地卖弄，其行为本身就是以让人笑掉大牙。偏偏他们还自以为高深得不得了。从他们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作品的艺术质感和历史穿透力是否和他们所吹嘘的一样高深莫测呢？这一点尚需时间来证明，但事实似乎已经说明了什么，这些作品的地位已明显大大下滑。笔者私下认为，从历时性角度来讲，这类作品纵然能找到它存在的价值，那也只是暂时地比较生动地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民俗的“知识源”而已。或者和文学史中浩瀚如烟的作品中的某类作品一样，躲在某个角落，只是研究者们的背景材料。众所周知、知识是要不断补充和更新的，这样一来，“寻根”大师门的得意之作就只能和赶时髦的青青快餐相提并论。显然，虽可以说一个民族的民族性秘密可能存在于民俗中，但完全可以肯定，决不是民俗本身。这样一来，“寻根”者既要写“文化之根”，却又不知“根”为何物，只怕没有比这更具讽刺意味的了。       从另一方面来看，“寻根”者也有触及到了文化之根的。譬如陈忠实《百鹿原》。陈忠实虽本意欲对传统文化中的糟粕部分进行反思。但由于他本人对传统文化的留恋和痴情注定了他在彷徨失望的今天要对民族之“根”进行一番善意的挖掘。他对百嘉轩的矛盾性人格的塑造就反映了他这一“寻根”倾向。他希望找到那种挺拔坚韧的人格和儒家传统的道德观念来为新的社会注入一剂兴奋剂。但是传统道德高标和人性之间的不可调和的矛盾在百嘉轩身上表露无遗。我们对百嘉轩形象到底是肯定还是否定？肯定百嘉轩的坚韧人格魅力就必须承认他的“伪”的合法性，肯定他的道德要求就是否定其人性，也必然走向“伪”，走向鹿子霖，也就是倡导寻求传统文化中阴暗之根了。这种“寻根”过程中所遇到的二律背反式的困境足以给“寻根”者们当头棒唱。他们自己也不知所措。显然，“寻根”者们需要对他们所寻求的“根”进行大的调整。从而才有可能从形而上的高度来把握民族文化之“根”的实质。       如果我们撇开流派意义来看“寻根”小说。它们的确可以称得上是整个浮躁的当代文学中的“精品”。一方面它们从“失语”状态的当代小说中脱颖而出。拓宽了其本不甚宽的题材，也间接地给人以自信，即使这种自信没有经过理性论证，很难站得住脚。另外它们所塑造的一些艺术形象和语音张力也可以说是矮子里的将军，可以说是当代文学中，特别是小说界的一个小高潮。不从历时角度分析，忽略无情的时间的冲洗，仅只置于当代中国文学中，它无疑有它的生命力。这些已有很多相关论证，就不赘述。但是显然整个当代中国文学的成就是难以与世界文学相提并论。       然而即便如此，我们不追究寻根文学作为文学流派的价值，寻根者们的在前文已有提及的硬模硬仿也的确是他们文学创作本身的一处硬伤。文学的价值在于它的“唯一性”。在前面一旦有人用过某种技法，后边的人就会有意识地回避。否则，第一个写“林妹妹”的人固然是一种艺术创作，而后面仿效的人却只能是效率的东施，学步的邯郸客人。如果说扎西达娃的小说与《百年孤独》的相似性可以找到理由或借口的话——两个民族的文化乃至心理结构等方面都有某些相似性。那么在地域文化与民族心理上与拉美有着天渊之别的汉民族中，这种模仿则显得幼稚无比！像红高粱模仿其打破时空的叙事方式《归去来》、《古里——鼓里》对小说的单纯的陌生化处理，小说环境气氛神秘的设置的模仿。《古里——鼓里》所描述的那个地方“周遭总象有一道屏障，人走到一定的界限再折转回来，鸟飞到一定的界限再折转来，连太阳和月亮也如出一辙。周而复始，一切终在循环往复，也没有新的东西进来，……”。人们像蒙在鼓里，对科学置若罔闻。这种麻木不仁的生活状态，正是马尔克斯《百年孤独》中那个百年仍“贫穷”、“孤独”、“毫无变化”的马孔多镇的翻版。人们在不停地回忆往事，由现在到将来又回到过去，一切的一切都在往返不断地循环往复。小说与其说是借鉴还不如说是照搬了“变现实为幻想而又不失其真”的手法。⑥即使“移植”的手术高明，但毕竟心虚。两个民族的差异太大了，在文学上的刻意模仿总让人恶心。“民族性是文学艺术具有世界性的重要因素”。⑦对于这一点，寻根小说家们似乎是铭记在心的，但在创作实践中却又往往不自觉地照搬西洋文学，尤其是对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模仿。不明白的人一看：哟，怎么中国民族文化全带上了拉美的印迹，莫非是同源？或者是厉害的鸟儿衔来了远隔重洋的文化种子？       这样讲倒关不是反对他们口口声声的“借鉴”、“借鉴”甚至是必要的。但是这种“吃什么拉什么”的不消化的“借鉴”只能是模仿。“越写越像某大师，后来干脆连大师的也懒得模仿了”，于是还乎自恋地“不断地复制自己的成功之作”⑧。“寻根”小说家们用他们的创作实践在为当代中国文学添枝加叶的同时，也为这个时代抹了一笔黑：这是怎样的一个毫无创意和浮泛的时代！郭熙志说：“这是来自一种模仿的冲动，拉美魔幻文学的爆炸，使寻根者们觉得有类似的‘国情’。以更深的心态来讲，寻根还有一种长期锁闷之下的突变。这种心态在‘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观念牵引下急于得到外界承认，所谓‘走向世界’。⑨”他们既已功底不厚，又无心加强自身理论素养，更无法静下心去真正思索“寻找民族的东西”，从而创作出好的作品，更谈何冲上世界？       总而言之，“寻根”文学的倡导者们及其实践者们由于自身对文化断裂带的认识偏差，对传统文化中他们要寻觅的“根”定位不准，再加上其在吸收时又不能消化和自笛才情的缺之，更重要的是其对自身价值定位的模糊和既急于超越，又无法超越的浮躁造成了他们理论和创作实践上的越位和混乱。“寻根”文学作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颇有影响的一派显然名不副其实，更没有起到作为文学流派应有的作用。同时其作为散乱无章的当代文学群体中一员也有其不可回避的痼疾。这样，“寻根”文学只能是文学中的一个匆匆过客。这对于急于走上世界的当前中国文学无疑是一个提醒。今天再来分折它，倒并非怀旧或没话找话，希望方家们能以一种正常的心态对待或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落差问题。       应该说，寻根文学的式微原因是多方面的，笔者仅依自己的或薄知识和经历提出一孔之见，请批评指导！         注：   ①阿城《文化制约着人类》、《文艺报》1985年7月6日。   ②阿城《我只会写这样的东西》、《中国作家百人传》相实出版社，1989年版。   ③韩少功《文学的“根”》、《作家》，1985年第4期。   ④曹文轩《中国八十年代文学现象研究》北大出版社，1988年第243页。   ⑤郑　隆《我的“根”》、《上海文学》1985年第5期。   ⑥《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第19页，四川民出版社，1988年版。   ⑦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   ⑧⑨郭熙志《五妄亿、莫言的疲惫》、《中国现当代人学研究》1990年第12期。                                                                 1997年3月于岳麓山下

	编辑者:0  编辑时间:2003-09-09 10:38:12  评星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