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彭燕郊的抒情诗             或许彭燕郊的传奇经历和他沉潜岁月不屈不挠的个性人格更能引起人们的注意。历史是惊人的相似，一代圣朝的诞生总要选择一些人来充当它的揭幕红娘，而选择另一些人来做它的睡梦草荐或曰铺路先锋。譬之如陈伯玉，在圣唐奇葩绽放之初，他充当了终结历史迷津的导游；譬之如梅圣俞，开宋诗之旅却沉沦“第”与“不第”之中。而在二十世纪末，历史选择了彭燕郊，这个终生流落异地，错把他乡当故乡的异乡人；这个以其强韧生命力洞穿时间，企图以其超验性的抒情和冷硬的思索把漫长历史紧缩为瞬间的，在夜间行走的“异类分子”。也许这是一个误会。历史已经多次证明，并非一切经受住时间考验的人均将被历史记住，终将赢得神祗的垂青。至今仍可听到黄天厚土下无数文魂的悲怆啼啭。特别在这个“真理”俯拾皆是的年代，自我背叛成为契约，自我藐视成为缔造，自我聒噪成为证词，自我绝望成为信念的年代，要拨开游戏的迷雾去肯定一个人，只能是一种冒险。（当然，除开那些热衷于户外篝火中自烧自烤的羊肉串评论家。）这也许可以称为所谓的“潜在写作”[1]。但历史所呈现出来的从来就不是它的本来面貌。我的担心是，因为各种因素，牺牲“潜在”已成为历史的惯性，更何况在一个沉重需要浮躁、喧嚣来证明的时代，牺牲更是轻如唾沫，渺如尘埃，它并不能引起震撼，甚至是廉价的同情，在这样的情况下，谈对“潜在写作”研究只能是一厢情愿。在当下的现实里，如果说作家的写作一定要等待评论家的召唤的话，那么评论家的良心比作家的良心就显得更为可贵。但当前的情形是，如果作家和评论家不能互为表里地利用，评论家们往往会选择放弃，发之于外则表现为对之不屑一顾。但是，另一种冒险亦在潜滋暗长：波德莱尔、卡夫卡、马勒、高更等以其天才的创造走完了凄凉的人生道路，同时也证实了同时代人的浅薄、浮躁与势利。基于此二种进退两难的冒险，那么当代评论者选择善意的回避，与之若即若离，保持一种细碎的平行就在情理之中了。彭燕郊的抗争和经历压抑、磨难的战斗精神以及他在精神领域内的各种尝试也就成了轻飘飘的，甚至是有些难于启齿的“拒绝遗忘”。       但你当读到那些充满爱和感动，孤独的，也常常是自言自语式的，充满思索却又无时不散发着细腻的情感，平和冲淡却又惊心动魄，既洋溢着古典气质又充满探索的强盛生命力的诗句时，当会作何感想？像《路上》、《眼睛》、《秘密》、《钢琴演奏》、《金山农民画》、《小泽征尔》、《东山魁夷》、《陈爱莲》、《听杨靖弹<霸王卸甲>》、《德彪西<月光>语译》等等无一不如此。诗歌的语言和诗歌的精神在这里无不洋溢着人格的倔强和伟大，在演绎灵魂之美的时候，我们无不惊叹于蛰伏诗歌里边的隽永、深邃和孤傲。或许在诗人眼里一切评价式的表达都是多余的了。       “艺术是开始于感动的。”然而“感动——这只是一个开始”[2]。解读彭燕郊的诗，就不得不关注他经历坎坷的一生。“人生经历，相对彭燕郊而言，其本身就是一首惊心动魄的诗。”和其他“七月派”诗人一样，诗歌成了诗人一生苦难历程的美学记录和心灵家园的寄托之所。在这里，神圣的语言遭遇饱受流漓之苦的精神，共同汇合为超越。“唯有诗歌，才是真正的永恒”。       彭燕郊1938年投身社会革命大熔炉，1939年始发表诗歌，而后的60多年里，始终都在那孤独的黑夜里行进。就像选择牧师就选择了缁衣一样，选择诗歌就选择了痛苦和敌意。“来到这世界上，诗人所需要的，除了摇篮和坟墓，不过是一个迎战的盾牌而已”[3]。对于善良而又温厚的彭燕郊，这无疑是痛苦的：因为，爱只能用恨来完成：                 爱是这样的，是比憎还要锐利的           以锐利的剑锋，刀刀见血地镂刻着           雕刻着，为了想要完成一个最完美的形象           爱者的利刃是残酷的                              （《爱》）              人生的悲剧也便从这里开始了。        彭燕郊显然并非那种“天才式”的诗人。这从他的第一首诗《春耕山歌》以及他发表的处女作《战斗的江南季节》可以看出，当时他只是一颗在民族战火熏陶下单纯而莽撞的多情种子。但这恰恰是奇迹开始的地方。如果我们对于中国诗坛上的，如郭沫苦、何其芳等一大批，在其创作初期就以其张扬的，闪亮着人性锋芒的艺术个性而出手不凡，并早早奠定了他们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最终却泯灭了个性人格而沦落为迷乱的“集体无意识”中单调的传声筒之类的现象倍觉不可思议、痛心疾首的话，那么，对于早年从激昂共名的群体中走出，带有浓厚的二元对立式的煽情浪漫主义色彩和和前者一样经历历史挤压的彭燕郊而言，逐渐走出“围城”和“共名”，走向艺术成熟，并最终皈依到探寻生命意义和诗歌内蕴精神实质这一事实，更是一大奇迹。或许，天才，真正的天才是在血水中泡成的。要知道，我们的时代是多么缺乏勇气和想象！经历那场从炼狱中过来的人都会深刻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也许正如荣格所说：诗人往往在他的无意识中需要这种不幸来写出深沉的诗篇。经历和坚持本身就是悲剧的一部分。       抒情无疑是彭燕郊诗歌中一个不可回避的贯穿始终的特质。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中国诗歌的本质就在抒情[4]。 彭燕郊生活的年代无疑是一个心无二用的抒情时代。古老破旧的中国需要清新、充满活力的激情来激活。中国新诗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打上了浓郁的抒情烙印。无论是浪漫主义或随之而来的现代主义，现实主义，抒情都占了绝大部分词语空间。但彭燕郊的诗歌抒情显示了他与众不同的审美向度。他诗中意象具体、硬朗、带有民间文学那种质朴的生气和豪放性格，而又具有学院派的温文尔雅和渊博，显得细腻而意境浑成。传统中悲天悯人的诗人情怀，天人合一的精神追求，独抒性灵的诗歌气质在他这里得到了集中得体现：                 象远逝的钟声，象新婚的彭乐。晚霞——            赞美工作和劳动的伟大，            是没有声音的乐曲呀……             ——而太阳正从山那边放出毫光，使晚霞更加明丽。            太阳呵！呵呵！仁爱的自然母的太阳呵！            在你与我们道晚安的，临别的这一瞬间，你给我们留下来多么           甘馨的，醉人的一吻呵！……           （《明霞》）              这样的诗在彭燕郊的作品中已形成一个高密度的体系。同时，他把十分流畅、清晰、富有活生生表现力的口语和方言融入诗中，使诗自然奔放而又雄浑有力。而他对民间文学的青睐，有时甚至是对神话传说的追求，又给他的诗蒙上了一层薄薄的神秘主义的面纱：              絮絮聒聒的秋雨一直落着，直到有一天，忽然落下来的 ， 不是雨，是雪珠子，冬天来了。轮到它来当权了，它一来，就很久很久不走了。（《一年四季：冬》）              在对彭燕郊诗作中的抒情元素进行简单梳理之后，一个骇人的发现渐渐浮出了水面：彭燕郊的诗中似乎先天就蕴含了一种悲剧性情节！读过他的诗的人都有同感：他的诗中四处充溢着童心的天真好奇。不论是对美的歌颂还是对黑暗的拒绝，都一律清纯透明，真实而又富于想象。他用他敏感的目光捕捉外界的一切，感情纯粹清澈而奇特。在语言运用上，他象个呀呀学语的儿童一般急切地喋喋不休，无拘无束得近乎调皮。       悲剧的产生在于他一方面向浑浊的社会投出洞若观火的目光，另一方面又敞开自己不设防的心灵空间。悲剧之所以延续，是因为诗人固执地坚持“他们都是战胜了魔鬼过来的。”直到“流放”归来，诗人在学养和思想支配下迈向与早年截然不同的意境而走向升华时，他的语言特色和不老的童心仍隐约其中：          希望像一只盘旋不定的小鸟，在很久的飞来飞去之后，终于落到我的手掌上，正在激动地向我啼叫呢，我的惊喜更加充实了。（《山花》）              彭燕郊诗歌抒情的另一个特点是：常常让抒情主体直接介入，毫不掩饰。无疑，诗是很难离开抒情主体即自我的，但这种直面现实人生，不知回避的人生态度在形成诗歌抒情张力的同时，却也造成了主客观的失调，使人感到一种剑拔弩张的压力。这似乎也预示了诗人郁郁孤独的人生苦旅。正如彭燕郊自己所说的：“诗人并不是可亲近的人。因为人们总是习惯地认为，自由和主动，都是含着敌意的”[5]然而，即便如此，诗人的强烈的主体意识推波助澜地加深了满怀狐疑者的疑问，命运一次又一次把诗人推向了尴尬的人生境地[6]。       伴随社会缓缓推进的脚步，商业时代的来临，“抒情”理所当然地被放逐，随之而来的是“反抒情”和“嘲抒情”，以及一本正经的叙事。传统概念上的“抒情”似乎成了一个格格不入的老妖怪，诗人们的抒情也似乎变得日渐“肤浅”和“天真”。先锋诗人们用冷漠对冷漠，以荒诞应荒诞，诗歌秩序在一夜之间变得莫衷一是。不可否认，传统的抒情已不能适应反映人的内心真实的要求，但是，事物的发展不能仅仅只是否定，而人类（更确切地说，是当下状态下的绝大多数中国人）内心残余的情感和尊严仍需抒情来维护，从另一个角度上讲，我们民族和黄土文化的抒情传统也仍然不即不离地在伴随左右[7]。彭燕郊的诗一直保持了他的抒情特点。这当然并不说明彭燕郊是时代的落伍者。相反，他是现代主义理论的躬行者[8]，他后期的创作也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恰恰也正是这样，又证实了他还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探索者。              上升，螺旋形没有后，没有前，取消后。上升，从六个角度抛弃前后。        上升，只有高和更高，取消低。螺旋形的规律定：终点也不是结束。 （《旋梯》）              从历史的角度看，一切事物都是螺旋式发展的。但在浮躁的赌徒们看来，这只是无翼者的飞翔，跛足者的行走。“每一个诗的季节里都有它的时尚和流俗，做一个既能传达那时代的脉搏，而又能卓然自立地发出自己的声音的诗人是困难的”[9]。其实，真正的诗人绝不追求时尚。但是，诗人毕竟有他们立足的时代，滋润他们的土壤，因此，诗歌也有它的季节和风貌。对于初步诗坛的彭燕郊而言，这种困难主要在于突破缺少节制的直接渲泄，使观照严峻社会现实和启蒙群众的诗歌走向艺术化，进而突出自己的个性。很快，他找到了艺术上的老师：艾青。相应地，他的诗歌不论是批判力度还是技巧上都获得了很大提高。可以说，早年彭燕郊的文学生涯中一直藏着艾青的影子，直至因“胡风事件”被捕入狱。他在《七月》杂志上的第一次亮相《战斗的江南季节》在诗坛影响很大，以致同为“七月”主将的牛汉当时甚至误以为彭燕郊是艾青的又一化名[10]。在学习艾青获得诗歌知性的同时，彭燕郊的诗意显得有些拘谨。相对的，对时局的分析也缺乏思想家的气魄和学养。然而他诗歌对现实关怀的力度并不因此而稍微逊色，相反，极大地鼓舞了一批又一批人。《山国》就是其中被广的传颂的一首革命战歌。他也因此而成为在中国新诗史上有影响的“七月”诗派中的一员。        孟泽在《彭燕郊创作论纲》里说：“彭燕郊早年的意义世界是整饬而明晰的”。不论是歌颂民众、激励士气、悼念英灵的歌唱，还是揭露黑暗、鞭挞丑恶的怒吼，都充满着“二元对立的紧张和激动。”民族色彩浓郁，可以说爱国情绪充溢着他们的头脑，人生意义全系于此：              让我去吧，让我向成长得壮实了的树们，向发香的、发亮的谷粒们……在这里，人们创造了怎样庄严的，肃穆的乐曲了呵，那高奏着人生的崇高的意义的！（《宽阔的蔚蓝》）              然而，正是这种注重“不是作为国民的自由的权利，而是责任”的民族主义（权且这样说）精神，他们赶跑了侵略者，建立了自己的政权。事实上，“爱国”更多的是情感的产物，是抒情性的，而不是思考性的。这恰恰反映了早年彭燕郊的意义世界：为感动而奋斗。这也间接决定了他早年诗中的思索主题：启蒙的方向。和他所崇仰的鲁迅先生改造国民劣根性不同，他温和敦厚的天性促使他在揭示病痛的同时，更多地是倾注爱，以期发现和挖掘国人身上仅存的可怜的“优点”，譬如说善良、勤奋、爱……确实，就整个近现代史而言，中国人身上被摧毁的东西太多。当一切都被摧毁之后就只剩下虚妄和绝望了。“揭示病痛以引起疗救的注意”固然是一种探索，但试图在断壁残垣上重建又何尝不是一种寻找？诗人以近乎与童心同构的方式深情呼唤：              那千万年以来        就兀立于天地间的高峰啊        似乎还在宣示        山民们执着的信心和坚贞的爱”                          （《山国》）              同时，他自己也不断为自己定位：              你不仅属于土地，也属于人民，你走的是众人走的路，因为你为众人奔走，众人就把你看作亲人，看作路的主人。（《路》）              他总在试图发人深思，不论是对过去，还是对未来，都给人以振奋的力量和光明的希望。然而诗人注定了是“一个身份暧昧的过路人”，他的行为在约定的时代注定了是“要破坏周遭安宁的”，即使他是为了“提高每一个人。”注定了他是“黑暗”结伴而行的人。“当历史惯性力图裹挟所有诗人用一种方式和共同的姿态发言时，就意味着反抗”，不论是迫于无奈的被动接受，还是自觉自愿的主动承担，随着一声“人还没有倒下，已经先做出耻辱柱的模样，又是为什么？”的质问，悲剧毫无例外地发生了。但庆幸的是，诗人在诗中以（“漂瓶”的身份出现）“居然漂流到风平浪静的海湾”。但是，“时间（已）是一个疑问”，“岁月流逝一去不返（又）多么令人惋惜！”诗人回回头，二十五年光阴已在预言中不欢而散。对于这段惊心动魄的自食体验，诗人沉思良久，夫复何言？而此时，纵有老骥伏枥之志，也是“自我回想”式的“拒绝遗忘”的自我怜惜了：              我需要，需要水的抚摸。我的嘴唇沾满了宇宙的冰凉，我在悠远的期待里成为记忆的面具和符号。(《德彪西<月光>语译》)               诚如不少评论家所认为的：如果没有诗人晚年的自我突破，那么“彭燕郊”这个名字将只能定格在一个历时的诗歌流派之中，成为历史的祭品。然而奇迹是：诗人突围了，他单枪匹马从一个文化荒芜多年后的新启蒙岁月里踉踉跄跄冲出，虽然这种突围的悲剧性显而易见。在短暂的岁月反刍之后，他似乎已超越了笼罩中国新诗近百年之久的困惑与混沌，拖着长长的历史背影：从鲁迅、闻一多、艾青、穆旦到“朦胧”诗群，“后现代主义”，从“民间立场”到“知识分子写作”，他的身影跃过脆弱的心灵，秉性肤浅的“代沟”和无谓的纷争无限地逼近了那个真实的存在。通向“金光”（《混沌初开》）的帷幕在他吞吐岁月的喃喃自语中缓缓拉开。可以说，作为彭燕郊后期诗歌代表作的《混沌初开》也正是彭燕郊人生境界的刻画。        而此时，诗人的抒情已包蕴于悠长绵远的思索中了。“现代诗应该是思考的诗而不是抒情的、或不单单是抒情的，甚至可以说是以思考代替抒情的。”[11]但诗人还是避不开情感的纷扰，思索之后仍需情感作出判断选择；即便是自为的存在的“人”，而他永远处在变化之中，在时间的流逝中呈现过去的位移。在《混沌初开》中，“人”从不知所由的地面飞升，进入“混沌中无涯际的空旷”后发生蜕变，获得新生，“从一个梦进入另一个梦”，“接过历史撞击迸发的碎片”，然后玩小孩的游戏，同时向世界发问，最终成为既是自给自足又自取自需的光源。在思索中经过一连串突围、收复之后，诗人建立了自己理想的乌托邦。在诗里，诗人用敲击心瓣的文字营造了近乎完美的人格之境和人生之境：人注定是无拘无束的，自由是人的宿命，人有自由做出选择，也有自由不作出选择，人赋予被选择对象意义。然而事实是：混沌中的人作为对象的人的意义要他人来赋予，同时，混沌之中人来源何处？其最终去向如何？在一个预先设定的永恒运动、纯净单一的混沌世界里一切都风平浪静、顺理成章。一旦抽开虚拟的基石，理想之塔便轰然崩溃。诗人在营造世界的同时营造了悲剧，在营造悲剧的同时营造了自身。混沌初次开过，就不会有再开的时候，但诗人明白，他在寻找中找到了自己。        海德格尔曾这样给诗人画像：“只有那些在世界的黑夜里担当着不断追求真理，追寻人类的终极价值的诗人才是真正的诗人。”也正是这些一个又一个真正的诗人在历史的幸与不幸的年代里，高举火把，越过一片又一片杂草丛生的荒原而在众多的心灵中昼夜歌唱，使诗歌本质在一代又一代人中得以传递和延续。而他是这一传递的见证者和躬行者。世易时移、诗歌的本质是什么呢？人的终极价值又是什么？可解与不可解同样是一个谜，而诗人本身似乎就是谜底。        “你已来到无涯际的空旷”，“预见近眼前，期待已成为过去。”“你，属于人类，你却不了解‘人’，却不了解你自己”。“你”的终生漂泊最终在时空错位中得到展现，过去、现在、未来在这里相视而笑。          【注】    [1] 陈思和：《试论当代文学史（1949-1976）的“潜在写作”》，载《文学评论》，1999年第6期。在此文中，陈先生把“潜在写作”界定为特定历史阶段的一个历时性的概念，但我个人认为：“潜在写作”应该是一个共时性的概念。任何历史阶段都存在这种“潜在写作”，写作的目的不同，当然也有其他的原因，即使在资讯更发达的将来，这种写作也仍然存在。愿与对此观点有异议者进一步探讨。   [2][3][5]：彭燕郊：《论感动》，《和亮亮谈诗》，三联书店1991年版。    [4][7]：陈立平《在传统的尽头——论中国古典诗歌传统的可继承性》（转引自互联网）   [6]关于彭燕郊的生活经历说法不一，无法看到详细介绍，略见《当代湖南作家作品&#8226;彭燕郊卷》封三《彭燕郊小传》湖南文艺出版社，1997年版。    [8]彭燕郊早年却关注现代主义这一文学派流派。详见《和亮亮谈诗》，三联书店，1991年版。    [9]谢冕：《一颗星亮在无边——纪念穆旦》，《穆旦诗全集》，中国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   [10]唐朝晖：《难忘的花甲诗龄》，《新创作》1999年第6期。    [11]彭燕郊：《给郭洋生的信》，转引郭洋生《混沌与超越》，彭燕郊《混沌初开》1996年。

	编辑者:雨林  编辑时间:2004-03-01 23:03:23  评星者:雨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