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寻根”文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在理性反思基础上的一次对民族传统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再挖掘。《白鹿原》作为其中最成功的代表之作对传统文化（在文本中主要对儒家文化）进行穿越时，既超越了同时代的同类文本，又体现了时代的限制,陷入了迷朦 之阵。
   

    本文试图对《白鹿原》提供的人格道德模式进行反思，从正反两方面进行了论述。
    关键词 人格 道德 反思 儒学 寻根
  

    “道”者形而上，是宇宙本体运动的一种自然规律，“德”者形而下，是人类主体顺应这种自然规律而行的法则。[1]孔孟把形而上的“道”落实到形而下的人生意义层面，梳理出了人类社会在共同生活中所形成的以约束、团结社会成员的道德准则。自孔孟儒学传世，中国历代多奉之为经世不二之法则，也由此揭开了儒家文化纵横千年的光辉之旅。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一部中华民族封建文化发展史就是一部儒家文化经世的演变史。儒学先于道、释而生，后又汇合两家而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长江大河，自古至今，儒学精神始终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2]毫无疑问，社会是在不断发展的，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儒家传统伦理道德模式也在不断演变以适应社会发展。历史穿过十九世纪的隆隆炮火进入多灾多难的二十世纪，几乎不需要任何论证就足以让人认同，二十世纪的中国是处在不断裂变衍生之中的。不论是从社会政治角度，人文思想观念还是从物质生产角度来看都是如此。当年轻的共和国跨过“十年浩劫”进入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文坛也在为孕育着大的演变。“寻根”文学就在这个时候跃入人们的评论视野。何谓“寻根”文学？评论界众说纷纭，李运转认为“寻根”文学，无非是指重在开掘、表现和反观中国传统文化的文学。[3]姑且不讨论“寻根”大师们的争论孰是孰非，但毫无疑问，“寻根”这一概念的明确提出应是当代国人缅怀历史、追溯往昔、反思自身的体现。李运转这一定义很具代表性。在寻觅中进行反思，在反思中寻觅，从这一意义上看“寻根”既是反思的序曲，又是反思的深入。其实，“文学寻根思潮的缘起，并不是哪个人的率先行为或个人动作，而是特定环境中群体性的，也是共时性的思想现象。”[4]二十世纪的中国，很大一部分时间是在“寻根”中度过的。事实上，中国人特有的怀旧情愫注定其在反思现状中更注重对过去的挖掘，要去寻它一根。远的不讲，元代就已事实上存在了“寻根”文学。关汉卿等汉族文人面对元代理性文明的日渐萎缩而奋起疾呼，关的《单刀会》就是典型的，也是相当有水平的“寻根”文学作品。把目光收缩到近代，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几乎就是一部“寻根”史。如鲁迅、沈从文、巴金、杨绛、汪曾祺、韩少功、贾平凹、莫言、王安忆等等一大批数不胜数的作家都在这方面大费笔墨。但是，反观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上这一连串“寻根”现象，其原因和意义究竟何在呢？这无疑是一个非常有趣也很有意义的课题。很多评论者在评论这一现象时，仅只注意到八十年代“寻根”派的兴起，而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所谓的“当代情节”，[5]实际上，对“寻根”原因的把握还远远不够。同时，也因为如此，评论界很快就移情别恋，转移了评论视线；在这一问题上，和“寻根”派的发起者一样，评论界同样是浮躁的，都有哗众取宠的嫌疑。如果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关于“寻根”文学的评论有些人走茶凉的凄冷，那么这个时期的“寻根”文学创作，主要是小说创作则一直在默默地“坚持”着。《白鹿原》就在这个时候（1993年）脱颖而出，挟“寻根”之余热，乘“儒学热”之东风叫响文坛。当时雷达就曾说它是“新时期最厚重，最值得研究的力作。”[6]甚至还有人声称，这是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的开端。这种评论毫无疑问带上了浓烈的主观色彩，但确实，《白鹿原》给当时中国文坛的震撼是空前的。一部《白鹿原》通过一幕幕惊心动魄的活剧：巧取风水地、恶施美人计、孝子为匪、亲翁杀媳……大革命、日寇入侵、三年内战……唱尽人间悲欢离合，演尽世间明争暗斗。但是最终小说把焦点投到了儒家文化对民族心灵的影响和民族前途的探寻上。一部儒家文化发展史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部儒家道德的经世演变史。对儒家人格道德的展示和追问显示了作者对儒家文化的反思和寻求，表现了陈忠实的“利用已有传统资源探寻民族精神，重续文化命脉的努力。”[7]小说通过塑造白鹿两家为争夺白鹿原的统治权代代争斗，更主要是白嘉轩父子与鹿子霖父子的恩怨情仇来寄托主题。在塑造的人物形象中，小说主要择取朱先生、白嘉轩、鹿子霖这三个人物来架构有待反思的人格道德样式。批判传统道德中内趋自限的僵化的教条和孱弱的多变无定的个体人格，赞扬儒家理想中的圣贤人格道德，从而建立起自己的人格道德模式：坚挺的人格与天人合一、天行有道人事有常的社会范式。朱先生是小说中一个大仁大义，能未卜先知、集“修、治、平”于一体的近乎“神”式的人物。他的人生哲学直接左右了白嘉轩。而白嘉轩则是陈忠实苦心孤诣塑造的一个要承担民族历史、文化、心理反思责任的审美形象。是“历史长河坎坷中幸存的民族之魂，民族精神”是“无可挑剔的民族人格。”[8]陈忠实在对他的冷酷、残忍、专制、狭谥、顽固和因循守旧、压抑人性的一面进行反思批判的同时，更多的是赞赏和倾慕，赞扬儒家的仁德经世之风，倾慕他的坚挺的人格精神，尤其当白嘉轩在最后生存依托和精神园分裂，无可奈何地走向萎缩时，陈忠实更是掩饰不住字里行间的惋惜和叹伤。鹿子霖则是一个和朱先生，白嘉轩对立的表现传统文化糟粕和不能恪守道德律令、躁动而卑污的人物。这样由嘉轩所牵动的整个白鹿原上的大大小小的人和事穿插扭接在一起就构成了整个《白鹿原》的意义世界。透过它我们很明显地看到：作者一面是对当前因物化而堕落的社会道德的担忧和警告，另一面也体现了他对“人心不古”的失落和对传统高尚的、坚挺的人格道德的向往。隐藏在这一意义层面之下的是作者面对社会发展过程中日渐衰落的传统伦理道德、宗法制度文化中的优秀部分也必将随之一同被淘汰、被抛弃的命运的忧心忡忡，以及在日渐隐退的坚挺的老一辈之后的焕发着蓬勃生命力的后一辈人（像白孝文）的卑污、顽劣和道德沦丧的痛心。从这儿，我们可以看出，“与‘寻根’文学否定‘中原规范’的倾向不同，《白鹿原》要寻求的恰恰是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中原规范’中隐藏的生命活力。”[9]
　

    其实，早在陈忠实之前，钟阿城的《棋王》“在对现实生存的尴尬，沉重和某种丑陋的揭示中折射他对传统封建文化的不满”[10]的同时，更主要的富于浓郁的“文化回归色彩”，不过他的视角是在道家庄禅文化。还有不少作家，其作品都有类似情况。有文学史把它们归结为“文化认同型”作品。[11]在这一点上，它们和《白鹿原》有着共同的旨归。但是无疑，《白鹿原》相比它们而言更接近民族精神内核与实质，也更容易被国人理解和认同。毕竟儒家文化统治了中国社会达数千年之久。同时重在认同其“精华”的同时，又毫无保留地批判抛弃其“糟粕”。从这个意义上说，《白鹿原》是相对过去反思文学的一种超越和发展。很显然，在当下社会中，需要对社会民众的道德面貌进行再认识。一方面需要对那种从“穷怕了”的岁月深处跨入以金钱为教鞭的商品经济时代过程中被物化了的“物本主义”进行反思，另一方面也要对已进入商品经济时代而不顾的“神本主义”进行观照。需摆脱“物本主义”和“神本主义”走向“人本主义”。这与当前一批人鼓吹的“平民时代”是相契合的。很显然，朱先生是被神化了的“神本主义”的象征。他一生从天理、灭人欲、独自支撑着冷峻苍白而高高在上的“天道”，并试图用“仁义”来教化处于变乱之中的村民。恰如张林杰在其文中描述的那样：“他始终在人欲鼎沸的世界里保持了一份洞若观火的超然，以永恒的天理去衡量现代史。在他的‘鏊子’和‘窝里咬’之类的比喻中，历史被描述为‘人欲’支配 下的混乱争斗。”[12]在小说中，朱先生不独是高蹈于世的表率者，同时也是历史的“评判者”形象。在这里出现了争论，到底陈忠实是借朱先生这一圣贤形象代评历史呢？还是借已成事实的历史从反面来对小说中的朱先生进行观照呢？或者是两者皆不是？从小说中看，朱先生这一形象的塑造远不如白嘉轩、鹿子霖等主要人物丰满，甚至相比如冷先生，仙草等人物而言也显得单薄、呆板而近似于僵化。很显然，朱先生是没有生存空间的，在很大程度上他只是一个理念化的影子。朱先生的产生毫无预兆，也没有原因，就像一具历史遗留的摆设一样，静静的他就在那里了，然后又莫名其妙地坐化了。而他的所有成就也有如风行水上一样，轻飘飘的无力而苍白。对照小说中其他人物形象的塑造，我们有理由这样设想，陈忠实的真实意图是要瓦解小说中表面上对朱先生的意义塑造，即促使意义所指与意义能指分离，从而否定朱先生这一形象所承载的意义，也即否定“神本主义”，从而使意义重心滑向富于人性的白嘉轩。
　

    白嘉轩在小说中始终是一个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形象。他在六娶六丧，又经失父之大不顺之后，为求得“白鹿”吉兆而费尽心思与鹿子霖换地。他的老谋深算和有声有色的表演令鹿子霖都逊色三分。而这种因利害“义”的损人利己，践义重利的做法在小说中被陈忠实利用人物本身的生命强力和生命智慧的光芒掩盖起来，深藏不露。同样，作者毫不理会他已定格的“无可挑剔的民族人格”形象，在设置白嘉轩和鹿三之间的关系时往往在“义”中夹杂着“利，”并且以白嘉轩在原上种植鸦片致富发家来充分表现白嘉轩对“利”的攫取。在小说接近尾声时，白嘉轩为不育的白孝义求嗣，更巧妙安排了向兔娃借种的一曲“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戏。白孝义久婚无嗣，冷先生诊断毛病出在自己人（即白孝义）身上并建议孝义媳妇上一回“棒槌会”。“棒槌会”是安排因男性性功能障碍而欲求后代的“合法”的野合之会。但这样无异于向外界公开白家这一难以启齿，也足以威胁整个白家地位和威信的稳私。最后白嘉轩巧施偷梁换柱之计成功的解决了这一难题。这一系列行为足以说明白嘉轩是个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也有许多文章曾就这一点有过专门论述。[13]但事实上，我们读完整部《白鹿原》之后，并不对白嘉轩的这种“伪”产生厌恶之情。这一方面固然说明了作者的营造之功，另一方面则是因为读者本身的生活积累而具有关于“义”“利”的评判能力。白嘉轩的“伪”正好深刻刻画了他这一落地生根于历史深处的人物形象的活生生的人性！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人的理性，只有具备理性才使人成为社会的，真正意义的人。但是毫无疑问，人首先应是一种自然的生命力，他有他的感性生命。生命的存在与运动使人具有自然的需要和欲望。人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他感性生命的性质，也永远摆脱不了感性生命的要求。“人的感性生命的要求是人类活动的最深层的动力性根源。”[14]只有立足于感性生命基础之上才可以展开人的理性活动。很显然，白嘉轩形象的塑造是遵循了这一规律的。白嘉轩的几次违“仁”都有着作为独立的生命不可遏制的本能要求。首先是他父亲死后，面对与鹿家竞争的压力和他当时不济的时运，他必须设法改变当时的局面，否则他即面临失败，甚至是被淘汰的命运。在他和鹿三的交往中，读者也可以看出他们中间确实是靠“利”来连结的，至少，最初是这样。其实，几乎没商量的余地，人际交往中必然存在着利的交换。在人际关系中，利是义的基础，义在利中衍生。但这一点要把它说出来摆在明处，在中国总让人感到别扭。但是，当我们设身处地静下来思索过后，我们应该，也不得承认这一点。王朔在不久前的一篇文章中说“……你们不知道我们生活在一个多么虚伪的时代……”[15]的确，在义和利的关系中，并不像我们的前辈和老师所教导、所描述的那样温情脉脉。有意地不顾生活规律地去强调“义”和回避“利”，只能是“伪”。现实生活中有多少为义所掩盖的利的交易！早在九三年就面世的《白鹿原》一针见血地向我们的社会指出了如何在义利之间的取舍问题。可惜并没有人注意和正视到这一点。
　

    最后看白嘉轩为白孝义求嗣的这一节内容。到了这个节骨眼上还为白嘉轩的“伪”作推脱，已完全没有必要。贾平凹最近就中国作家“借鉴”国外作品提出了他的看法：“……要借鉴最主要的是借鉴西方文学的内核和境界，而因东西方思维方式的不同……”[16]毫无疑问，很多作家都热衷于“借鉴”别人的东西，但是由于自身的许多原因却是“吃什么，拉什么”[17]，让人大倒胃口。《白鹿原》也借鉴了别人的东西。但是很显然，《白鹿原》的借鉴是在领悟别人的东西之后借鉴，也是在真正明白自身的意义上的借鉴。西方社会很看重个人隐私权（稳私权在本文中其本身并没有多大意义，但它是社会尊重社会个体权利的一面镜子）。“隐私”这个词在一个高度尊重公民权利的社会里无疑会是一个高频的社会用语。而在中国，至少，在很多中国人的眼里并没有这个词。由于受传统的影响，也很难理解“稳私”一词中所蕴含的文化意蕴。如果说白嘉轩为白孝义求嗣这一行为是维护其家族隐私的话（当然，这一行为也反映了他的专制），而且这一行为并没有对他人和社会造成不良后果或损害，那么这一行为就不应该算作是为他的人格道德抹黑。相反，这一行为应该看作是白嘉轩坚挺人格的有力佐证。
　

    “孔子在义利之辩问题上的道德觉醒，并不是对利进行简单否定，而是要求人能自觉地以义取利，以义制利。”[18]只是在孔孟之后，历代儒家学者和封建统治者把义利逐渐导向了水火不相容的极端。董仲舒云“正其义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19]而到朱熹则干脆“明天理，灭人欲”[20]了。这种“道德高标”明显无视了“德”者形而下的原则，无视了“道”与“德”的本质内涵，造成人们的内趋力萎缩，或者干脆导向了另一个极端：因为这种道德高标实在难以达到干脆抛弃它，走向它的反面，一面任人欲自流，另一面在行为中却又遮遮掩掩，走向了“伪”。从而也丧失了作为社会个体立世的起码人格。
　

    鹿子霖无疑就是后一种形象。他的命运具有一定宿命性：血统决定了他和白嘉轩之间的界限：一个是族长的血脉，一个却是“勺勺客”的后代。相对继承族长之位前的白嘉轩而言，鹿子霖在“德”和“行”上并无不及。他们之间既勾心斗角，又相互协作：修祠堂、建学校、补豁口防白狼，立乡约等。但现实太残酷了：鹿子霖的努力只能为白嘉轩增添光彩，他自己永远是个配角。从审美心理角度看，鹿子霖并不能从他对社会的贡献和伦理活动中获得与之相平衡的愉悦感受，社会并没有给他以相应的精神奖赏和满足。社会舆论更给了一种失落感，使他的对手日渐凌驾于他之上。这样，鹿子霖最终选择抛弃这方面的努力而从儒家伦理道德的观照体系中脱落下来，从人欲中去寻找快感。陈忠实对白嘉轩、鹿子霖的命运把握是相当成功的。在这两个形象所营造的意义世界中，他既反思传统文化，又透过这种反思寻求到所向往的东西：那就是能把人性与社会伦理道德要求，社会责任完美统一的，社会个体能从社会的索取中承担一定社会义务，并因此而作为权利、义务主体而具有坚挺的人格气质的人格道德模式。
　

    但是，我们发现，《白鹿原》在超越同类文本的同时又陷入了寻觅的困境之中。恰如前文所论述的，白嘉轩以坚挺的人格携儒家伦理道德高标独立于世，而鹿子霖却以卑污的品行委蛇其中。作为文本的读者，他无疑获得了与作者对话的机会。他可以透过字里行间的信息把握作者的写作意图。但是，值得一提的是：好的作品中，人物形象之间也应该获得一个公平对话的机会。作为和鹿子霖直接“对立”的白嘉轩，他当然对鹿子霖一清二楚，但是白鹿原上除田小娥、白兴儿、狗蛋等有限的几个人之外的其他人就很少有这个机会来和鹿子霖、白嘉轩进行“对话”了，特别是鹿子霖。在他们的眼里，鹿子霖和白嘉轩一样高高在上，不可侵犯。他们并不能分辨白、鹿之间有多大的不同。反过来，这一问题必将影响到读者。一个高明的读者往往善于以其敏锐的神经触角去捕捉隐含在作品之中的每一丝信息，既然鹿子霖的卑污行为没有受到来自相应方面的相应惩罚，[21]那么设身处地假使鹿子霖处于现世生活中则也很有可能逃脱正义的惩罚。这种衡量社会、评判社会的尺度的力量显然不足以覆盖它所领率的社会范围。那么，作者苦心孤诣经营建构的伦理道德模式最终也只能是一厢情愿的空想！人们所期待的所谓“天网恢恢，疏而不漏”在这儿成了一个遗憾，反过来，也影响了《白鹿原》对现实生活的观照。在他的伦理道德模式里只评不判或无力判决，这是陈忠实最大的困惑，即便在反思之后，仍无法找出“天道”何在。同时，就鹿子霖和白嘉轩两人的关系来看，他们显然是白鹿原上最暧昧的一对。白嘉轩对鹿子霖的扶持和忍让反映了特权的力量和白嘉轩的孱弱的一面，这向陈忠实所构建的“坚挺”人格模式打了一记闷棍。
　

    陈忠实的迷失之二在于他没能在他所构筑的人格道德模式中处理好新生代黑娃和白孝文的关系。黑娃和白孝文一样，是小说中很重要的两个人物。黑娃生活在极度贫困的社会最底层，他被“革命”风暴所裹挟，也像风暴一样盲目地释放着破坏一切的仇恨力量。但是他在让生命的本能疯狂释放之后，又转而皈依了儒家的教化。然而正是在他成为朱先生“最好的”学生，成为一个心性平和的谦谦君子之后却意外遭到同是朱先生学生的“最无道德自警”的白孝文的暗算。甚至在要被处决时他还软绵绵地说：“我后来就学为好人了呀？”[22]他始终没弄明白他被判罪处死的真正原因。“学为好人”的黑娃的死事实上对陈忠实所构筑的人格道德理想模式有着极大的解构作用。在黑娃没有被儒家教化之前是一个充满生机活力和豪气干云的草莽英雄，一旦皈依教化之后反而被富于心计、虚伪、冷酷、自私的白孝文所杀。作者无异于借黑娃之死来向读者宣告：儒家传统文化，哪怕是其中经受过检验的优秀部分也在扼杀生机，同时也扼杀了自身。在那种模式中，只有弃义背信的无耻之徒之才能获得继续生存发展的权力。姑且不论陈忠实的话外之音到底是何含义，但无疑体现了他在选择中的徘徊和犹豫，更体现了陈忠实对自己所构筑的人格道德模式的怀疑和没有信心。如果把这种人格道德模式比作一种游戏规则的话,坚守游戏规则的人固然有可能获取胜利，但是从外界“破门而入”抛弃这种游戏规则则可以轻而易举地取得胜利，并驾驭这一规则。可想而知，这一游戏规则是多么的脆弱！
　

    事实上，作者在处理两代人之间的关系时有意无意之间总在尽其能事扼制新生代的生命力和创造力，有意无意地把它们导向萎缩的尴尬境地。我们看到黑娃死了，白灵死了，鹿兆海死了，鹿兆鹏不知所终了，白孝武被“流放”，白孝义是个生命力萎缩没有生育能力的孱儿，兔娃是个头脑简单四肢发达的“工具”，朱先生的两个儿子也是平庸无能之辈……相反，老人们不仅生命力顽强而且活得相当活跃：白嘉轩最后为黑娃求情失败因此受到打击病了一场之后还“不是鼓不起往昔里强盛凛然的气势，而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才“挺有哲人气度地”去反刍人生。[23]而鹿子霖也一直和白嘉轩比赛似的坚持到底地活着，直到小说最后才心不甘地死去。冷先生也出奇的寿命绵长。从小说开头看，当日嘉轩还是个急躁的毛头小伙时，他就似乎已是个医术精湛、饱经岁月沧桑的中年医生（最起码是中年年纪了），而到小说最后，白嘉轩都迈步艰难时，他还精醒、神气十足地忙着治病。给人的感觉他仿佛就是一根坚韧的黑铁丝。另一个关于两代人之间的对比是：青年一代中除鹿氏兄弟，白灵受过新文化教育熏陶外，就全是传统儒学教导下的“产物”。但是这种教导只能培养白孝文式的逆子和白孝义式的孱儿。这对传统儒家文化只能是一种讽刺，也是对作者自己所构筑的人格道德模式的一次反问和嘲笑。
　

    这种人格道德模式在经历一次又一次自我否定之后，就如风雨中飘摇的稻草人，立场渐渐模糊，也更说明了小说在反思和构筑之中的无序性。中国传统道德，最主要的是儒家道德在历经各代有意无意的演变之后变得不近人情而了无生机，在与家族权力或政权联姻之后又变得漏洞百出。到底如何去继承传统呢？很显然是不能抛弃传统的，否则就无所谓“寻根”了。陈忠实看到了传统伦理道德说教的苍白之处，也对伦理道德和权力联姻提出了质疑，甚至朦胧中也提出了自己的主张。但到底何去何从呢？陈忠实在为我们提供一个探索模式的同时又打下了一长串的疑问号。《白鹿原》作为新时期号称世纪力作的不二典范，确实有其过人之处，也在很大程度超越了此前的相类文本。但事实证明，人总难逃脱自我指称的限制，陈忠实在试图穿越的同时，又陷入了迷朦的雾阵。

注释：
[1]王显春：《孔孟道德精神的核心与原则》，《贵州社会科学》2000年2期。
[2]蔡镇楚，《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127页，岳麓书社1999年4月版。
[3][4][7][10]李运转，《“寻根文学”与“文化寻根”新论》，《当代文坛》2000年2期
[5]当代评论界认为“寻根”文学的产生是当代作家在反思文学之后，改革开放背景下，西方思潮的冲击中认识到只有找到本土文学的根基，才能培植民族文学的参天大树，从而把寻找的目光由西方移到了东方，走回归深广厚重的民族文化土壤的路径。同时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成功也刺激了中国作家等。笔者认为，“寻根”文学并非只在当代产生，它主要是从题材上来划分的，不应该构成一个文学流派。
[6]雷达，《废墟上的精魂---＜白鹿原＞论》，《文学评论》1993年6期。
[8]《一部可以称为史诗的大作品---北京<白鹿原>讨论会纪要》《小说评论》1993年5期。
[9][12]张林杰，《＜白鹿原＞：历史与道德的悖论》，《人文杂志》2000年1期。
[11]田中阳，赵树勤主编《中国当代文学史》，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7月版。
[13]拙论《伪，游漓在反思之外的不死幽灵》《中国文学研究》[增刊]1998年。
[14]王旭晓，《感性，理性，审美与人的完善》《南京理工大学学报》[社科版]2000年1期。
[15]王朔，《我看大众文化》，《天涯》2000年2期。
[16]贾平凹，《中国当代文学缺乏什么》《小说评论》2000年2期。
[17]郭熙志，《王安忆，莫言的疲惫》，《中国当代文学》1990年12期。
[19]《汉书》，《董仲舒传》。
[20]《朱子语类》
[21]陈忠实《白鹿原》，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版。小说最后鹿子霖死于与白嘉轩争斗失败的懊恼中，并没有因其道德败坏而受到来自社会道德领域内的惩罚，作者对他的死，设置了一种“魔幻式”的“上苍报应”来作为理由。
[22][23]陈忠实《白鹿原》，第673页，第67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