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回忆是衰老的表现。或许是有道理的。
　　这几天碰到一些事情，便残忍地启开了尘封的记忆。
　　“罢课闹革命”两年后，又是“复课闹革命”了。在一间子弟学校，66、67、68三届的小学“毕业生”，成了同年级“复课闹革命”的初中生。我是68届的，在同年级同学中，年龄属于最小的一批。
　　有首儿歌的一句歌词是“背着书包上学堂”，我上学堂没有书包背，也知道是用不着背书包的。父亲是“文革”中“非正常死亡”的，家里值钱的东西都被“抄家”了，母亲也因父亲的原因开除了公职，我知道，我 是必得要一边读书一边谋生的。那年我13岁。
　　砍柴种菜担水寻猪草，这些都是放学后的事情，星期天要到生产队去鎒草挣钱。头一个学期，每天早上5点起床，到十来里地外的地方收一担潲水，然后吃过早饭小跑去上学。
　　那年入冬后，有二十来天吧，每天放学后到生产队早已收过的花生地里去复收。从裤口袋里掏出条腰围裙，找出预先藏好的一个短把粪齿钯，撅着屁股，任北风肆虐地从后背吹透前胸，任鼻涕自在地牵牵挂挂嘀哒，一手钯，一手捡。有时候十多钯捡不到一颗，运气好一钯翻出好几颗，那种喜悦，差不多等于拾到个金元宝。要到断黑才敢把一包花生藏藏掖掖拿回家，然后摸黑去担水。回头将伤了钯的花生捡出来煮着吃，完整的花生一早放到屋顶晒干，积起来有了一箩筐。
　　一天回家正好碰上“工宣队”（全称为“毛泽东思想工人宣传队”，接管“文革”中瘫痪了的基层政权）的一个队员，肩着那筐花生从我家往外走，我哪里肯依，一把抓住箩筐死活不放，无奈力气不如人家，一下被他甩开，情急中一口咬住他的手腕，痛得他大叫一声，花生洒翻一地。工宣队员走后，母亲吓得腿一软就跪倒在地，叫一声，“我的爷，你闯大祸了。”
　　小镇边修一个大型电排站，抢工期日夜轮班挑土。我找到一组晚上挑电排的民工入伙，每天晚上挑到转钟，第二天早上仍是5点起来去收潲水。十三四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的睡眠不到5个小时。大约挑了30来个晚上吧，分得18块6毛钱。清楚记得，我拿6毛钱买了一支钢笔，18块钱交给母亲，母亲捏着钱痛哭一场。
　　小镇邮局那时只有一个邮递员，星期天要人代班。邮递员照顾我，让我星期天代班送邮件。那真是难得的好差事，每个班有1块2毛钱，一个月4块8毛钱，差不多够自己一个月的生活费了。邮递员每个班还给我半斤饭票，3分钱菜票，但必须在12点赶到那个食堂才能吃到饭。刚开始好些次没赶到，下午就到地里掰个苞谷或挖个地瓜胡乱充饥。开始，跑完39个生产队（79个生产队隔天轮着跑）要十来个小时，碰到雨天要十二三个小时，后来 轻车熟路，六七个小时就够了，也不至于饿肚子了。第二、三个学期的星期天，骑单车跑了大约两千公里。
　　中学时代只有一个暑假，卖了一暑假冰棒。早上5点起来，到冰棒厂排队领450支冰棒，两只填了棉絮的大木箱，八九十斤，一肩挑了，回家里吃过早饭上路，赶在生产队中午 降旗（注：降旗是收工的信号）收工前到食堂门口坐等。一个生产队七八百号人，走四百多支冰棒只要个多小时。下午一点多，正是酷热难当时，挑着空担往回走。洞庭湖平原，一马平川，目尽处没有一个人影，高杆庄稼间一条机耕道，没有一丝风，天地间 那般寂静。形单影只，两条腿机械运动，思想随意游走，冷不丁从庄稼地里惊起一只野鸡或横过一条花皮蛇，一激灵毛孔都紧了。下午四点左右回家，开水泡冷饭吃上第二餐，两餐之间十来个小时。
　　有天可能是中暑了，心堵想吐，全身乏力，在一条河边的柳树下躺倒在草皮上。父亲是从这条河仙去的，河中波光粼粼，迷幻出父亲的形容，好想扑向父亲，四肢却动弹不得。父亲远离又回头，远离又回头………待醒来睁开眼，已是满天星斗。挣扎起来踉踉跄跄往回走，不到二十里地，走了好久好久，看到一只手电光朝我迎来，眼一黑就瘫倒在地。后来母亲说，那时已是凌晨三点，差点把她急死。
　　那个暑假，我挣了50多块钱，差不多抵母亲两个月的工资。
　　二年一期的期末考试，我是年级第一名，二年二期期末考试的成绩不公布。当我接到一张封面上印有“农村是一片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的通知书时，我的不到两年的中学时代结束了。
　　又有人说，嚼得菜根，百事可为。当也是有些道理的吧。

　　　　　　　　　　　　　　　　　　　　　　　　　　　　2003-11-21 凌晨4点

　　又及：看到湘滨提供的一组解海龙拍摄的组图，贴在这里，或可成为另一种“对镜”罢。